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３日電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讓我們的祖國山更綠，水更清，天更藍”，為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社會描繪了形象生動的藍圖，也在出席兩會的代表委員中引發熱烈的討論。
代表委員們認為，溫家寶總理的報告是展望，更是要求。必須增強全社會生態文明觀念，動員全體人民更加積極投身於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從環境友好的家園得實惠
１０年前，面對內蒙古庫布其沙漠的漫漫黃沙，王文彪委員能做的只有嘆息。而今，他不僅靠著先進的環境科技讓光禿禿的沙地成為綠洲，還和一批牧民治沙致富。
“跟環境真正友好了，沙漠也可以變害為利，我們也能過上好日子。”王文彪委員説。
和王文彪的經歷類似，國家實施退耕還林政策後，全國人大代表辛喜玉在湖北家鄉的荒山上承包了５００多畝經濟林，靠賺來的錢又辦起年産２０萬隻雞的養雞場。
“惡劣的環境也能種出‘金子’。”來自湖北省神農架林區的錢遠坤代表説，在國家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工程後，靠木材吃飯的神農架人有過怨氣和困惑。當地政府引導農民開展集採摘、住宿、旅遊為一體的“農家樂”，激活了旅遊、農業種植和林業保護三者結合的産業鏈。鄉親們都説，我們是從環境友好的家園裏得到了真實惠。
來自雲南玉溪的李樹仙代表説，為了保護好當地的撫仙湖，鄰近的４００多名村民自願整體搬遷到離湖５００多米遠的地方居住，使湖水至今仍保持Ⅰ類水質，是雲南九大高原湖泊水質最好的之一。
向節能減排的機制要效益
近幾年，開發一片資源、留下滿目瘡痍、群眾怨聲載道的情況，在西部一些礦産資源富集的省區十分嚴重。
作為我國西部重要的煤炭、磷礦、鋁土礦産區，貴州省貴陽市一度成為全國３個最嚴重的酸雨污染城市之一，貫穿市區的南明河水系污染嚴重。
“這種局面持續下去，經濟發展難以為繼。”來自貴州的鄉黨委書記陳萍代表説，“必須停止以資源開髮型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
貴陽市提出“環境立市”的發展戰略，對南明河沿岸２０７家企業污水達標排放或依法關閉，將貴陽水泥廠等十多戶污染大戶遷出市區，４００多戶企業進行了限期改造，全部實現煙塵達標排放。
“現在貴陽的天變藍了，水變清了，市民的抱怨少了，企業的發展也步入良性軌道。”貴陽市在節能減排中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豐收。陳萍代表説。
一些基層代表在討論中認為，在經濟發展中完成節能減排的任務，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考驗著政府的執政能力。政府既要引導企業自覺實行節能減排，也要幫助企業從節能減排中要效益。實踐證明，通過政府的傾斜和引導政策，可使越來越多的企業從節能減排的措施中嘗到甜頭，從被動地開展節能減排轉向積極、主動地想辦法保護環境。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農林科學院副院長袁漢民認為，環境保護的主體是企業。目前我國環境凈化設備價格昂貴，運行成本高，缺少成熟、共性技術的推廣，制約了企業治理污染的積極性。
他建議國家應推出落後産能退出補償機制，激發企業結構調整的積極性；有關部門的激勵政策應相互配套，落實企業的稅收、信貸政策。
向破壞環境的行為亮“利劍”
“執法機關在環保工作中必須不斷加大查處力度，只有這樣，企業才不敢輕易亂排污了。”在基層從事環保工作的黃細花代表説。
“目前企業排污違法成本過低，導致不少企業‘明停暗排’。”朱慧秋代表説，“建議設立環境污染稅，用經濟的杠桿約束污染行為。同時，加強環保部門的權威，消除地方保護的痼疾。當務之急應推進‘綠色信貸’——沒有通過環保審核關的企業不予貸款。”
有的基層代表提出，要把節能減排作為公共財政優先支持的工作，中央財政預算支出要進一步增加，省、市、縣各級也應在預算中安排配套資金；要完善稅收支持政策，可參照高新技術産業政策，對節能減排産品生産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推動節能産品、節能技術産業迅速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嘉達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培訓中心技術工人林欣欣認為，不少農村還有亂扔垃圾的現象。國家還需加大環境保護的宣傳力度，同時為農村建設集中處理垃圾的設施和機制。
一些基層代表建議，政府要加強監管，要讓環保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剛性要求。對達不到環保要求的老企業堅決關閉、淘汰；嚴格對每個項目實行環保評估，達不到環保要求的決不引進、決不上馬。還要加強環保日常監測，及時查處違規排放和污染事件。
“僅靠政府的監管還遠遠不夠。”全國政協委員王松説，“應讓全社會民眾參與到環保事業中來，為他們開闢監督建議的渠道。”
他建議，環保部門應針對民眾環保認識的誤區和盲點，用簡單明了的方式開展環保科普活動。通過定期通報、立法聽證、社會調查等形式，提高居民參與的意識和積極性。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吳晶、劉佳婧、王聖志、徐揚、賈立君、張周來、王麗、許雪毅、伍曉陽、孫洪磊、岳德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