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攸關的重要抉擇
——兩會內外熱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新華社北京3月7日電（記者 趙承 劉健 劉錚 王飛）三月的北京，萌動著嚴冬之後的春意。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中國，正孕育著一場新的深刻變革。

    兩會前夕，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領導幹部研討班上指出，緊緊抓住歷史機遇承擔起歷史使命，毫不動搖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兩會期間，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主題。在審議中統一思想，在討論中凝聚力量，中國奏響了以新的發展方式邁向未來的時代樂章。

    國際金融危機像一面鏡子，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站在了新的歷史關節點上

    歷史總是以危機的方式，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自己。

    浙江紹興富潤集團董事長趙林中代表的話形象生動：“浙江能製造服裝，但有的服裝不如一些品牌服裝的紐扣值錢；浙江能製造眼鏡，可有的産品不如人家一個眼鏡盒值錢。有的企業生産100雙襪子才掙1美元。這樣的發展沒有希望。”

    代表委員指出，對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幾年前就有認識，今天更有切膚之痛。

    “爬上一座山可能需要10年，從山上掉下來也許只需10秒。”涂建華代表的話透著深深的憂患。危機衝擊之下，成千上萬家缺少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很快沉沒，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經濟發展難以持續，還危及社會穩定。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經濟發展結構性矛盾長期累積的結果。只不過，借助危機這面鏡子，清晰照出了我們業已存在的問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是命運攸關的重要抉擇。

    高油價、高煤價、高運價……國際能源價格漲聲一片。重慶市發展改革委主任楊慶育代表説：“低成本能源要素，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代價沉重。近幾年，我國能源消費年均增長近２億噸，已成為世界上能源消耗第二大國。國內生産要素正在發生著從‘低價時代’走向‘高價時代’的劇變。”

    環顧全球，已非昨日的世界。日益增加的外部壓力，也讓我們不得不走上轉型之路。

    在全球聚焦氣候變化問題之時，美國、法國先後提出以徵收“碳關稅”方式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張。歐盟委員會發言人３月４日説，將很快建議在歐盟範圍內對一些化石燃料的使用徵收碳排放稅。

    “更需要清醒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大調整、大變革。”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説。

    美國的戰略意圖非常明確：要推動未來經濟復蘇，不可能選擇以金融業為主體的危機産業，而打造綠色能源新興産業集群、拉動美國經濟再次崛起，正是最佳選擇。

    日本未來10年經濟增長戰略的6個重點領域中，環境與能源、醫療及護理、科學技術赫然其中。德國政府著眼長遠，將綠色經濟作為擺脫經濟危機的出路。

    “一場新的競賽已經打響。這決定著國家的未來。”胡鞍鋼説：“其本質就是發展模式的轉型競爭，誰能先行一步，就是爭取更為主動的機會，佔據未來發展的制高點。”

    中國又一次來到新的歷史節點上。是“闖紅燈”盲行，還是加快轉型走上科學發展之路，是事關中國未來命運的重要抉擇。

    這是一場關係到現代化全局的深刻變革，經濟轉型箭在弦上，社會轉型迫在眉睫

    河南省濟源市市長趙素萍代表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國際金融危機到來時，濟源市的濟鋼陷入困頓。在最難熬的時候，他們一天往市裏跑幾趟打報告，要讓800名工人放假回家。而恰在此時，一攬子計劃推出，企業又恢復了生産，工人也不用放假了。

    日子好過些了，是安於現狀、還是危中求變？當時一些人認為，新農村建設和城市化發展，對建築用鋼的需求大，沒有必要投資搞産業升級。但經過討論，在政府支持下，企業還是投入5.5億元，上了一條生産高強度機械用鋼的生産線。去年，這家企業主營收入下降了12%，利潤卻增長了21.3%。

    “我們悟出了轉變的方向：只有提升産業層次，向高端發展才有希望。”趙素萍代表説。

    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需求結構轉型，要由投資主導轉為消費主導；産業結構轉型，由工業主導嬗變為服務業主導；工業結構轉型，由重工業主導變為新興戰略産業主導；投入結構轉型，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外貿結構轉型，從低附加值轉向高附加值……胡鞍鋼一連道出了幾個他所理解的“轉變”方向。

    而這種轉變，正是超越的良機。在新一輪大調整中，無論是先發或是後發，從某種意義上講，所有參與者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國內競爭如此，國際競爭也是如此。

    正如中信重工機械公司總經理任沁新代表提出的“雲層理論”：海拔高度超過雲層，在人們眼中不過幾座山峰而已，你只要緊盯這幾座山峰，形成雲層之上的競爭優勢，就會永遠位居全球市場競爭第一方陣。

    轉變的深刻性，不僅體現在經濟轉型上。社會轉型成功，可能需要付出更艱苦的努力。

    “看病難”“上學難”“就業難”這些困擾中國發展多年的問題現在依然突出。“蝸居”“蟻族”這些新興的網絡“民生熱詞”背後，反映了人民對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弱勢群體關愛、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期盼。

    如何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變，讓農民工向市民轉變，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如何在消除貧困人口，降低低收入人口比重的同時，大幅度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實現社會收入結構的轉型；如何消除歧視，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這些問題在兩會審議討論中，隨處可以聽到。社會的轉型正進一步醞釀。

    轉變呼喚改革，改革加快轉變，中國將迎來更加充滿希望的明天

    今年1月，德國《柏林日報》刊文提出，中國是一個正在接受考驗的“超級大國”。

    中國並非超級大國，但中國的改革確實經受著新的考驗。最大的考驗就是如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從依賴投資出口轉向依靠擴大內需。

    在代表委員的記憶中，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在“九五”計劃的建議中，就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作為具有全局意義的兩個根本性轉變之一提了出來。

    2007年黨的十七大上，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涵蓋了更為廣泛的內容。轉變初見成效，但並非盡如人意。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説得很實在：既然考核幹部那麼看重GDP，那麼地方政府怎麼會不大上項目、大幹投資呢？既然我們的資源價格定得那麼便宜，企業為什麼不擴大生産和出口呢？既然收入不高、醫療教育開銷那麼高，群眾怎麼敢放手消費呢？不少地方沿用這樣的模式發展30多年了，已經習以為常。

    多年研究中國改革的遲福林委員，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第二次改革》。在兩會上他呼籲最多的也是第二次改革，即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第二次改革，包括經濟、社會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體制改革。

    遲福林委員説，從改革開放之初開始，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第一次轉型、第一次改革，目的是打破舊體制對生産力的束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第二次轉型、第二次改革，就是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建立一個公平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

    推進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深化資源性産品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幾項經濟領域重大改革，無不是圍繞著經濟轉型這一重大主題。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的社會領域改革，體現著公平與正義，順應社會轉型要求。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轉型。兩會代表委員普遍認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著重解決政府職能轉變問題。

    “以政府轉型為主要內容的行政體制改革，越來越突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職能，應該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向提供公共服務公共治理。”遲福林委員説。

    轉變，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要從腳下起步。2010年，“十一五”規劃全面實現之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調奏響。

    轉變，立足當前，更放眼未來。“十二五”規劃正在醞釀當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創的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充滿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