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決心推進改革
——代表委員熱議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動力
新華社北京３月８日電（記者劉錚、王宇、岳德亮、黃深鋼、何宗渝）沒有改革，不會有中國輝煌的今天；唯有改革，才能開創中國更加美好的明天。
“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國家的新目標，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兩會內外，代表、委員和專家們總結過去、思考未來，得出這樣的鮮明結論——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入攻堅階段的改革正擔當著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入強大動力的歷史重任。
新使命：推動轉變發展方式從“共識”到“落實”
從一股獨大、生産多少就賣多少，到資金鏈斷裂、忍辱負重，再到股權多元、新興業務突飛猛進——最近三年的波瀾起伏，給了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切膚體驗。
“不轉型就沒有出路，不改革就沒法轉型。風調雨順、舒舒服服對長遠發展不是好事，痛下決心以改革促轉型，越早越主動，越走越寬廣。”邱繼寶深有感觸。
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飛躍集團縫紉機出口受沉重打擊。他痛下決心改革重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企業不但獲得了資金，更打開了視野，大舉進軍再生資源等新領域。
股權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對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民企十分關鍵，而通過改革建立健全更適應科學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對現階段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更是至關重要。
中國經濟的轉型之路，從“九五”計劃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走了至少１５年。“轉方式”日益成為共識，但“共識”到“落實”，仍存在落差。
“發展方式轉變在許多方面尚未取得實質性突破，經濟社會固有矛盾仍在發展和積累，根本在於體制機制原因。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滯後，直接導致發展方式轉變的滯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直言。
“轉方式不是第一次提出，政策著力如果僅是為了熨平經濟波動，就很難實現目標。應把重點放到改革、放到調整體制機制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小濟分析認為。
“十二五”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開篇，即精煉而突出地表明了改革對轉變發展方式的意義所在和緊迫性，特別是提出要“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
“規劃有兩大看點，一個是主線的規定，就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另一個是動力的設置，就是全面推進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如此歸納。
經過３０多年的改革，中國經濟已經總體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這一過程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産力。然而，改革進程不僅沒有完結，而是進入更多觸及深層矛盾的“深水區”。特別是人們認識到，市場不是萬能的，社會領域和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日益凸顯。
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就當前轉方式的種種困難進行了制度解析：
——為什麼資源環境問題突出？資源要素價格長期壓低，助長了高能耗、高污染行業擴張。因此要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
——為什麼消費啟動不起來？收入分配關係沒有理順，加之公共服務薄弱，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預期被抑制。因此要推動收入分配和政府職能改革。
——為什麼一些地方仍在追求ＧＤＰ和投資高增長？傳統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産生GDP和投資“依賴症”，一些地方的政績考核體系也助長此風。因此要改革財稅體制和政府職能。
吳敬璉強調，如果改革沒有推進，在舊體制下強推轉型，就會出現問題。必須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供強大動力。
新階段：面對複雜利益多元需求改革進入攻堅期
“大家都期待改革，可現在的改革統籌難度很大，如果不協調好，容易出現新問題。比如工資制度改革，義務教育階段工資比照公務員，高中大學老師就覺得自己工資低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養老金高了，企業退休職工就有意見……”
浙江工業大學教授程惠芳代表列舉身邊的例子，説明現階段推進改革的難度，以及加強改革統籌協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改革，在經過了３０多年的發展，由易向難、由外圍向核心、由增量向存量一步步推進。到了今天這個階段，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複雜的利益，成為這一階段改革面對的極大難題。長期處於改革一線的工作者這樣總結：人們的利益意識明顯增強，分享改革成果的願望強烈；很多時候，存在改革推行者既是改革方案制定者，又是改革對象的現象，角色衝突可能導致任務落實難、易反彈。
代表委員們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壟斷行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當前要大力推動的改革，都涉及複雜的利益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
“改革就是調整利益，現在籬笆越扎越緊，難度越來越大。”張小濟委員強調，經濟社會發展是逆水行舟，現在覺得可改可不改的許多東西，十年之後也許就會成為影響發展的重要阻礙。
多元的需求，給進入新階段的改革提出重大挑戰。遲福林委員指出，在過去３０多年的改革歷程中，社會領域的改革往往被看成是經濟改革的配套措施。改革走到今天，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重大利益協調機制。
“無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不然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可大家還是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原因是經濟發展了，社會和諧還不夠；市場搞活了，政府轉型還不夠；生活改善了，公共服務還不夠……”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的點評，反映了很多人的心聲。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何樹山代表，感受到了當前社會管理改革擔子很重。他所在的開發區本是以經濟發展為主體的功能區，但常住人口已有２０萬，相當於一個小城市，社會管理亟待改革創新。開發區在社區內設立了義工、社工等站點，專門成立了由工會人員和法律專家組成小組解決勞資糾紛，另外設立了信訪接待窗口。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認為，當前的居民需求已經從追求溫飽和一般的生活改善，轉向對醫療、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更高標準需求的消費升級階段。
“面對社會複雜的利益關係和各界分享改革成果的強烈願望，必須更加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進一步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特別是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全國人大代表、東北財經大學黨委書記艾洪德認為。
“改革需要大智慧大勇氣，經濟、社會、行政管理等領域改革要齊頭並進、形成合力，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障礙才能破除，社會才能更加和諧。”葉青代表對未來的改革充滿期待。
新動向：在重要領域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
“改革攻堅”——這是“十二五”規劃改革專篇標題的關鍵詞，相比“十一五”規劃“深化體制改革”的表述，分量大不一樣。
“從現在開始，我們向著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國家的方向前進，必須闖出一條內生增長、創新驅動的新路。中央提出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有著深刻的內涵。”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如此解讀。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推進以下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資源性産品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此外，還在其他篇章，部署了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建立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制度等重大改革舉措。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難的攻堅戰，涉及企業、政府、勞動者三方關係，改革重點在規劃綱要中已經非常明確。”辜勝阻代表指出。
在國家與個人的分配關繫上，提出減輕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在企業與個人分配關繫上，提出平等協商形成工資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在居民內部收入關繫上，提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高收入群體收入的取向。
“以收入分配改革為突破口，中國將全面走上富民強國之路。”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後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把消費拉起來後，中國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再發展２０年沒問題。
在決定發展方式的基礎制度方面，“十二五”規劃改革專篇開篇就提出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包括國企改革、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等；接下來就是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而位列首位的是轉變政府職能。
“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核心是進一步合理分配資源，進一步破除壁壘。”做過國企老總、民企老總又回歸國企高層的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劍星代表感觸頗深。
“‘十二五’改革的成敗，關鍵要看政府自身的改革。”遲福林委員強調。規劃綱要中，國有資本有進有退、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未明文禁止的領域、形成公平競爭體制環境等要求的實現，關鍵看政府的決心。
未來的改革，“有形的手”要克服慣性和誘惑，進一步從市場競爭領域退出，讓“無形的手”充分發揮作用；更要克服困難和矛盾，在“無形的手”無能為力的社會公平正義領域進一步大顯身手。
“十二五”我們還面臨一個事關轉變發展方式和長遠發展的全局性重大戰略課題，那就是統籌城鄉的綜合配套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計劃經濟有兩個支柱，國企體制和城鄉二元體制。國企已經改了３０多年，今後要通過改革打破城鄉二元機制，共享發展成果，提振內需調整結構。
城鄉二元體制體現在很多方面。規劃綱要提出，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這需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此外，規劃還提出，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和人力資源市場。
“讓２億多農民工逐步成為真正的城鎮居民，釋放的巨大消費能量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最強大的驅動力，也會極大地緩解日益增多的社會矛盾。”遲福林委員説。
財稅體制和資源價格改革，成為“十二五”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抓手。規劃綱要提出“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這是分稅制以來財稅體制的重要變化。此外，提出繼續完善資源性産品價格形成機制，適當提高資源稅稅負。
艾洪德代表認為，財稅體制改革有助於解決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不對稱的問題，有助於從源頭上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對上項目、賣地的熱衷。而資源價格和稅收的適當提高，可有效控制高耗能産業過快增長勢頭，是轉變方式最有力的“經濟武器”。
“‘十二五’是承上啟下的關鍵５年。上一個３０年，中國靠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産力；下一個３０年，中國要靠改革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步入科學發展的康莊大道。”遲福林委員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