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５日電（記者季明）我國擁有這樣三項世界第一——“現役”和“後備”工程師數量排名世界第一；２０１０年起ＳＣＩ數據庫收錄中國科技論文數量排名世界第一；２０１１年起超越美日成為世界上申請專利最多的國家。

    但是這三項看似風光無限的世界第一，卻沒有改變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相對較弱的尷尬，在全球産業佈局中，仍然暫時不能改變“世界工廠”的尷尬。其中原因何在？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歸納為三個脫節。

    一是科技與教育的脫節。我國工程師數量雖多，但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佈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在“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可用度”指標中，僅排名第４６位。報告預計，美國８１％的工程專業畢業生可以立刻勝任工作，印度有２５％的畢業生可能做到這一點，中國的比例只有１０％。

    二是科技與經濟的脫節。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７０％－８０％，而我國僅為３１．６％，預計２０２０年達到６０％，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因此我國科技論文數量雖多，但在全球被引用次數居於前１％的論文（即“高被引論文”）數量僅居世界第６位。專利數量雖多，但整體轉化率低於２０％，産業化不到５％。

    三是學科與學科的脫節。長期以來，我國基於學科的知識體系，高中實行文理分科，大學實行專業細化，造成一些學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很多交叉學科的人才、項目、創新團隊等評選找不到歸屬，面向現代科學前沿領域的創新動力和活力受到限制。

    如何改變這三個脫節？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馬德秀委員建議，我國未來必須進一步深化科教體制機制改革，加快轉變大學發展方式，推動以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充分釋放大學的創新活力。

    她舉例説，第三代核電大型鑄鍛件曾是卡在中國核電裝備業咽喉中的骨鯁，多次試驗都沒有成功。上海交大潘健生院士主動向負責研發的上海重型機器廠討項目，並提出“這個項目立不上一個課題、拿不到一分錢也要做！”

    潘健生帶領的十幾位教師加盟後，基礎研究和多學科交叉的優勢顯現。去年７月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産權的第三代核電大型鑄鍛件研製成功，上海交大科研團隊也從大鍛件生産工藝中歸納提煉出基礎理論問題，培養了一批高質量的學生，迄今發表高水平論文１００余篇，並從這個産學研合作中衍生出“９７３”計劃項目。

    馬德秀委員認為，加快轉變大學發展方式，服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學要調整自身不適應生産力發展需要的生産關係，同時，也需要外部，尤其是政府給予有力支持。她就此提出五點建議：

    一是要改變單一的科研評價體系、人才評價體系和教授晉陞標準，淡化對大學的論文、專利、項目等數量考核，更加注重創新質量和經濟社會效益，更加注重創新人才、重大成果和重大貢獻的産出。

    二是政府支持研究型大學建立一批産業技術發展研究院，聚焦戰略性新興産業的關鍵和共性技術突破。

    三是國家從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上，明確産業界在培養創新人才方面的社會責任，為大學生參加高水平社會實踐和專業實習建立穩定的渠道。

    四是從國家層面制定鼓勵交叉學科研究和人才培養的規劃，設立國家級交叉學科發展基金，並在學科專業目錄中設置交叉學科專業。

    五是建立更加積極的知識産權保護和技術轉移政策，在國家層面設立技術轉移專項支持基金，制定落實對大學技術發明人的股權激勵政策，為大學技術擴散和成果轉化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