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城市化一路高歌猛進，與世界上人口多、資源基礎貧乏和生態脆弱的同類型國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相比較，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迅速，城鎮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合理佈局城市化發展道路、科學規劃城鎮建設，免走歧路、少走彎路，已成為一個亟須解決的問題。

    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支持下，由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姚士謀和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張雷牽頭，南京大學教授崔功豪、中山大學教授許學強、南京農業大學教授王萬茂等參與的課題組，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日前，該課題組的研究報告——《按科學發展觀審視我國城鎮建設的大局》已提交國家決策機構。

    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已達44.9%

    該研究報告稱：經過3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7年的44.9%，全國的城鎮人口已有5.8億。預計到2015年將達到50%左右，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較高水平。我國的GDP總量為24.6萬億元人民幣（約3.8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日本，佔世界第三位。而我國國民經濟總産值的78%左右和外貿出口的80%以及大部分的工業産值都是在僅佔國土面積不到0.8%的城鎮地區（包括660個城市和2.1萬個建制鎮）生産出來的。

    “由此可見，我國的城市是全國的工業基地和經濟增長中心，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前進基地，其成就不言而喻。”姚士謀説：“但在高速發展中，不少地區存在過度發展、用地失控等現象，令人深以為憂。”

    城鎮化問題涉及國計民生、社會進步和現代化建設的方方面面。姚士謀説，今天，世界上對城鎮化進程與可持續發展之間關係的關注並非僅停留在學術研討層面。實際上，各國政府、社會團體和科研單位都非常關心這一現實性、戰略性的問題。“從全局出發，綜合地、系統地審視我國城鎮建設，用科學發展觀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些努力也是本課題研究的目標之一。”

    年增長率應在1%之內

    每年我國農村向660個城市和重點鎮輸入勞動力約1100萬人，但城市僅能提供950多萬個就業崗位，城市居民中每年還有400多萬高校畢業生、復員退伍軍人以及下崗人員需要就業，僅有的就業崗位還不能滿足城市人口的就業數量。

    北京大學教授週一星認為，我國今後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0.6至0.8個百分點是比較合適的。中科院和南京大學一些學者認為每年可以提升0.8至0.9個百分點。

    “2007年，我們和中科院院士陸大道合作的研究認為，未來10年內，我國城鎮化的提高速度每年不宜超過1個百分點，合理的增長速度是提高0.7至0.8個百分點。”姚士謀説：“但這並不是絕對的。對於沿海的7個省區，因為外向型經濟發達，經濟發展較快，就業機會較多，可以略高一點；內地城市，如大武漢區域、四川重慶區域可以接近1個百分點；其他地區要相對低一些。如果城鎮化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甚至高於此數，那麼人均GDP需要增長12%才能夠支撐，特別是就業崗位難於安排。過度擴張、超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很大，也會帶來資源環境壓力大、垃圾處理能力跟不上、農副産品供應不足等問題。”

    大規模有大問題

    研究者認為，對於人口眾多、區域差異大、生産率較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有限的大國來説，正確認識自身環境特徵和生態經濟的脆弱性，是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與策略。

    2006年全國已有設市的城市660座，建制鎮2.06萬個，城鎮化水平從20%（1980年）提高到44.6%（2006年）只用了26年，這個過程比發達國家的平均速度快了1倍多。城鎮人口從1949年的5000多萬，上升到2007年的5.8億人（包括了進城打工的暫住人口1.3億人），城鎮化絕對數量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

    陸大道認為，近10年來，各地區紛紛提出高指標的城鎮化率作為政績目標，並彼此攀比，形成了競賽之勢。因此，虛高的城鎮化速度和城鎮化率，每個城市的基本建設項目投資過大、開發區過濫、大學城過多造成的用地失控，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了我國的國情，脫離了經濟發展內在的客觀規律。

    從2000年到2006年，全國各類大中小城市建成區面積由1.62萬平方公里，增加到3.37萬平方公里，幾乎凈增了2倍。全國經過整頓後的2600多個開發區佔地面積已達到2.4萬平方公里，在這種城鎮用地和開發區佔地大擴張的背景下，城市人均綜合佔地很快達到了110～130平方米的高水平，很多小城鎮人均佔地更高，甚至達到150～170平方米。這是大多數人均耕地資源比我國多幾倍乃至十幾倍的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

    城市的工業集聚、人口集聚對水資源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由水資源導致的城市健康發展問題越來越多。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的工業污染問題嚴重，中國大部分的湖泊淡水資源80%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6年我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5118億元，其中水污染造成的環境成本高達2862.8億元，佔經濟建設投入成本的55.9%（國家環保總局）。特別是我國大西北和沿海許多海港城市嚴重缺水，每年因缺水影響工業産值就達到2000多億元。

    多大的城市更宜居

    城市規模並非越大越好，應有一個適度、合理的發展，才能體現城市綜合效益。北京、上海在上個世紀50年代，城區人口密度約1.5萬～2.0萬人/平方公里，21世紀初城區人口密度超過2.6萬人/平方公里，甚至一些老城區越過4萬人的密度。如今的紐約市區每平方公里僅8600人，倫敦市區僅6500人，東京每平方公里約1萬人。

    姚士謀説：“從環境、交通、水土資源、居住條件、市場供應、垃圾處理等方面考慮，對特大城市我們要控制其發展規模，中小城市可以積極發展、適當控制。小城市控制在三四十萬人的規模，中等城市六七十萬人，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不要超過2000萬人，控制在1500萬左右。大城市要依靠中小城鎮的支撐，組團發展，現在南京、上海就是這樣。南京有浦口、江寧、仙林和大廠鎮等幾個組團，上海有南匯、松江、寶山、嘉定幾個組團，城區人口控制在20萬至50萬。中間有二三十公里的綠化或農田隔離帶，使之不能連在一起。組團內各種市政設施和服務都很完善，居民80%的需求在組團內就能解決，這樣可以減少交通和環境壓力。”

    研究者認為，我國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必須把城鄉統籌作為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一項戰略任務，全面、系統地加以科學規劃與實施：

    一是大、中、小城市發展的城鄉規劃應相互配套，選擇多元化的發展模式。大、中城市到了一定合理規模後，應著重在政府的宏觀調控方面限制城市的盲目發展。小城鎮、建制鎮也應當有選擇地重點發展，特別注意用地規劃的集約發展，居民點規劃、村莊建設不宜佔地過多。

    二是有步驟地、合理地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城鎮用地的合理開發和農民權益保障問題相結合。

    三是以城鄉一體化為導向，逐步克服我國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落後現象，發展農村經濟，調整産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生態化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