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學習政府參事的楷模郭崇毅崇高精神和模範事跡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有關省轄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
根據國務院領導同志關於要在全國各地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系統開展學習郭崇毅參事活動的指示精神，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館研究決定：結合當前正在深 入開展的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在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館和各省區市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系統，組織參事、館員和機關幹部認真學習政府參事的楷模——郭崇毅的崇高精神和模範事跡。
郭崇毅1921年生於安徽合肥，2002年病故。他1937年16歲參加淞滬抗戰；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皖西解放區三分區肥西南辦事處主任；1949年參加渡江戰役和解放南京、上海戰役；同年任民盟合肥分部主任委員、皖北區政協副秘書長；1949年12月4日，郭崇毅參加民盟中央擴大會議，在中南海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曾蟬聯安徽省政協委員41年、安徽省政府參事27年之久。
郭崇毅是這中國共産黨的忠實諍友、人民群眾的忠實代言人。1955年和1956年，因堅持講真話、不講假話和違心的話，實事求是反映高級社浮誇和缺糧問題，曾兩度付出沉重的代價；但他懷著報國為民的人生理想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不因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動搖退縮，繼續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反映民生民意，忠實地履行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的職責。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20多年間，郭崇毅報送了近百篇調查報告和政策建議。特別是在1978年我國農村改革的前夕，他不顧個人安危，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憑著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大量調研得來的第一手材料，懷著對黨和人民的赤膽忠誠，在短短五個月內，連續三次上書中央，直言進諫，其膽識令人敬佩。對發端於安徽肥西的“包産到戶”這一農村改革新生事物，他滿腔熱忱地支持，並通過深入調研做出深刻理論闡述，為中央關於農村改革的重大決策，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他的崇高精神與模範事跡，已載入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史冊。
12月5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和新華社播發了通訊《政府參事的楷模——郭崇毅》。郭崇毅參事以天下為己任、實事求是、不計較個人榮辱得失的精神風範，是我們在新形勢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緊密結合參事工作、文史館工作和機關工作的實際，學習他熱愛祖國、忠於人民的人生境界；學習他關注民生、心繫百姓的愛民情懷；學習他深入實際、直面社會的求實精神；學習他淡泊名利、敢説真話的道德情操。我們要通過開展學習郭崇毅參事的活動，進一步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切實改進調研方法和工作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積極推動政府參事工作和文史研究館工作的科學發展，為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而不懈努力。
國務院參事室 中央文史研究館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
國務院參事室黨組關於學習郭崇毅參事崇高精神和模範事跡的決定
國務院參事室黨組研究決定，要結合當前正在開展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認真學習郭崇毅參事的崇高精神和模範事跡。
郭崇毅1921年生於安徽合肥，2002年病故。他1937年16歲參加淞滬抗戰；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皖西解放區三分區肥西南辦事處主任；1949年參加渡江戰役和解放南京、上海戰役； 同年任民盟合肥分部主任委員、皖北區政協副秘書長；1949年12月4日，郭崇毅參加民盟中央擴大會議，在中南海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曾蟬聯安徽省政協委員41年、安徽省政府參事27年之久。
郭崇毅是黨的忠實諍友。1956年，因反映高級社浮誇問題，曾付出沉重的代價，但他懷著報國為民的人生理想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不因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動搖退縮，繼續深入農村摸實情，反映民生民意，執著地履行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的職責。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20多年間，郭崇毅報送了近百篇調查報告和政策建議。特別是在1978年我國農村改革的前夕，他不顧個人安危，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憑著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大量調研得來的第一手材料，懷著對黨和人民的赤膽忠誠，在短短五個月內，連續三次上書中央，直言進諫，其膽識令人敬佩。對發端於安徽肥西的“包産到戶”這一農村改革新生事物，他滿腔熱忱地支持，並通過深入調研做出深刻理論闡述，為中央關於農村改革的重大決策，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他的崇高精神與模範事跡，已載入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史冊。
郭崇毅參事以天下為己任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風範，是我們在新形勢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財富。我們要學習他熱愛祖國、忠於人民的人生境界；學習他關注民生、心繫百姓的愛民情懷；學習他深入實際、直面社會的求實精神；學習他淡泊名利、敢説真話的道德情操。
我們要通過開展學習政府參事的楷模郭崇毅的活動，進一步提高責任感、使命感，進一步改進調研方法和工作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積極推動政府參事工作和文史研究館工作的科學發展，為進一步提高建言獻策質量和文史研究水平而不懈努力。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政府參事的楷模——郭崇毅
郭崇毅參事秉筆直書，為中央農村改革的決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2008年11月6日，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左二）、安徽省政府秘書長方寧（右一）等看望郭崇毅夫人程先芳。
28年前的春夏之交，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篇重要談話中，為當時頗有爭議的安徽農村改革做了結論：“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包産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産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産隊搞了包産到戶，增産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産隊搞起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安徽省政府負責人在一次座談會上動情地説：“談起安徽農村改革，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他不顧個人安危，憑著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大量調研得來的第一手材料，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連續三次上書中央，直言進諫，其膽識令人敬佩。他為農村改革所作的貢獻，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這位老人，就是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農村包産到戶、為中央決策提供重要參考的省政府參事郭崇毅。
五個月中三次上書中央，他要讓最高決策者了解農村真實情況，了解農民對自主經營土地的企盼，讓農村改革星火燎原。
1978年，合肥地區遭遇了百年罕見的大旱，從春盼到夏，從夏盼到秋，沒盼來一場透雨，晚稻顆粒無收，農民心急如焚。肥西縣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按照省委“借地種保命麥”的指示，聯絡山南實際進一步放大膽子，將“借”字改為“分”字，把土地分包到農戶，搶種保命麥。“借”與“分”一字之差，似乎比多少動員報告都靈驗，全區男女老少夜以繼日地挑水點種，硬是在一個月內搶種小麥10萬多畝，油菜48000畝，佔全區耕地面積80%以上。
第二年夏季，山南區獲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豐收。麥收時節，安徽省政府參事郭崇毅滿懷喜悅回到山南家鄉。他走村串戶，查看實情。看到家家戶戶門前都是麥堆，有的農戶用大被單縫成裝麥的口袋，有的把麥堆在床上。夏季收穫這麼多糧食，連最精明的農民也始料不及。幾個正在插秧的青年聽説郭崇毅是省裏來的幹部，便説：“要是政府信得過，把田分給我們，保證年年豐收，給國家多交糧食！”
在昏暗的油燈下，郭崇毅萌生了一種使命感：山南區黨委冒著風險闖出的路子，雖不為紅頭文件所允許，卻分明抓住了真理。如果廣大農村把生産關係調整到適合生産力發展水平，那該産生多麼巨大的物質力量！他奮筆疾書趕寫調查報告，要把山南的火種保護下來！
1979年6月19日，郭崇毅的調查報告《關於參觀肥西縣午季（夏季）大豐收情況的報告》，八千多字幾乎是一氣呵成。他滿懷熱情地記述了生産責任到戶、夏糧成倍增長的生動景象；用令人信服的事實説明了包産到戶與“大呼隆”形成的鮮明對比；介紹了豐收後個人、集體、國家各得其所，五保四屬得到妥善安排；重點剖析了“包産只能包到組，不能到戶，到組還是社會主義，到戶就是資本主義”和“只要土地是集體的，按國家計劃生産、分配，包産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兩種意見的是與非；建議領導部門和理論部門及時研究解答實踐中提出的理論問題，總結包産到戶的成功經驗。
報告得到安徽省政府秘書長鄭淮舟的支持，但他們共同感到事關重大，決非一省一地所能解決；而省委深得人心的改革當時正引起上上下下不同的議論。於是郭崇毅拿定主意，要到北京直接向黨中央反映，讓最高決策者了解農村真實情況，了解農民對自主經營土地的企盼。
1979年7月1日，郭崇毅選了個“吉日”進京上書。然而接待他的幹部和親友都給他潑冷水：紅頭文件明明寫著“不許包産到戶，不許分田單幹”，這不是往槍口上撞嗎！幾經週折之後，老戰友蔣樹民指點他到中央制定農業政策的參謀部門——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去試試。
郭崇毅找到阜成門外北小街２號農業經濟研究所，王耕今所長和幾位研究員熱情接待了他。郭崇毅介紹了報告內容，闡述了當前農村不改革生産關係別無出路。他加重語氣説：“你們研究農業，要能到我們肥西去調研，寫一篇説明農業責任到戶並不改變社會主義性質，那真是字字黃金！”王所長接過報告，囑咐他三天后聽回音。
三天后，郭崇毅大喜過望地得知，報告已經報送中央，中央領導同志給省委打電話支持安徽農民的首創精神。郭崇毅長出一口氣，感到一身輕鬆：總算盡到了自己的職責。
然而，7月28日回到合肥，郭崇毅的神經又緊張起來。原來在他進京上書期間，肥西縣委7月16日正式下發46號文件：“縣委研究決定，重申不許劃小核算單位，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産到戶。已經包産到戶的生産隊，要重新組織起來。”郭崇毅趕緊把報告通過省農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禮上報省委。8月1日，省委《政策研究》加按語全文刊登。8月3日，省委第一書記主持省委常委會研究農業問題，在會上一條一條念郭崇毅的報告，稱讚説“郭崇毅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報告的意見是對的，我們共産黨人要向這位黨外朋友學習。”會後，分管農業書記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到肥西，糾正了壓制包産到戶的錯誤做法。肥西縣委又發出50號文件，允許繼續推行包産到戶。年底，肥西農村97%的村將土地包給了農戶。
這一年8月，郭崇毅又應中國社科院農經所之約，寫出《責任到戶的性質及其有關問題》，對包産到戶從理論上加以闡述，分析了“不必要的十大憂慮”，安徽省委印成單行本發到全省；11月，又根據在六安地區調查寫出《關於六安地區七縣農業生産責任制的報告》，由中國社科院農經所印發，報送中央參閱。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講話了。他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重要談話中，充分肯定了安徽肥西縣包産到戶和鳳陽縣的大包乾。8月16日，郭崇毅給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寫信，“懇切請求中央將農業文件中‘也不要包産到戶’一段，改為生産隊採取那種形式生産責任制，由社員自行討論決定”“在中央一再號召要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同時，如果仍然由上面硬壓著不準責任到戶，反而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亂與損失。”
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佈75號文件，農業生産責任制正式寫進中央紅頭文件。由安徽肥西、鳳陽等地點起的我國農村改革的星星之火，迅猛燃遍全國農村。
為講真話他曾兩度付出沉重的代價；但他無怨無悔，始終如一守著一條底線：堅持講真話，決不説一句假話和違心的話。
在安徽省城，了解郭崇毅的人都對他敢於直言格外敬重，因為他曾為不講假話和講真話兩度付出沉重代價。
郭崇毅早年參加革命，年輕時就是“老資格”，和省城許多幹部比較熟悉。1955年，治淮委員會一位領導幹部以“莫須有”罪名入獄，郭崇毅連帶坐牢。專案組要他揭發所謂“反黨反革命”罪行，他堅持不説一句假話，不説一句違心的話。一年後，省委組織部長宣佈為他平反，賠禮道歉。
然而不到半年，更大的災難又悄然向他襲來。
1956年冬，35歲的郭崇毅受省政協委派到肥西農村視察。縣糧食局副局長陪他來到全省合作化運動“標兵單位”肥光高級農業合作社。聽到社主任彙報當年糧食産量453萬斤，比上年增産50%時，郭崇毅高興地説：“這樣的豐收令人鼓舞，請把社裏賬冊拿給我看看，以便給省上寫報告。”當晚回到縣裏，在昏暗的油燈下，郭崇毅一筆一筆仔細核對賬冊上的數字，發現實際産量只有285萬斤，比上年316萬斤減産10%。他頓時感到自己受騙了。
第二天一早，他約上糧食局副局長又來到肥光社，要找社主任問個究竟。“你們介紹的數字和賬上的數字為啥不一樣？”社主任回答説：“您既然看出來了就實説吧！我們彙報的增産數是今年春天在農業生産會上向全省提出的‘挑戰數字’，實際秋季減産了。”郭崇毅問：“既然減産，為什麼不如實上報？”回答説：“縣裏不準呀！肥光社是全省高級社的紅旗，只能報增産，不準報減産，我有啥辦法呢？”看著“紅旗社”主任一臉無奈，郭崇毅沒有指責，當即請他把合併高級社前四位初級社會計都找來，當面把減産上報增産的情況一一核對，最後請社主任寫成書面材料，蓋上肥光社公章和主任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