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式就業格局初步形成 規模顯著擴大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就業結構逐步優化,失業規模得到有效控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就業管理體制基本形成,勞動就業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一、就業規模持續擴大
新中國成立60年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就業問題。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始終把解決人民群眾的就業問題作為優先政策目標之一,針對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適時調整就業政策,促進了我國就業規模的持續擴大。全國就業人員從1949年的18082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77480萬人,就業規模擴大了3.28倍;城鎮就業增長更為迅速,2008年末,城鎮就業人員達30210萬人,比1949年增長了18.71倍。
(一)“三年恢復時期”到“一五時期”:城鎮就業成倍增加
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城鎮勞動力處在普遍失業的狀態。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只有1533萬人,而城鎮失業者高達474.2萬人,失業率高達23.6%。
為迅速扭轉這種局面,各級人民政府在採取多種措施控制失業的同時,通過積極發展經濟努力擴大就業。經過幾年的努力,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城鎮普遍失業問題得到逐步解決,就業人員明顯增加。1952年,城鎮就業人員迅速增加到2486萬人,城鎮失業人員減少到376.6萬人,城鎮失業率下降到13.2%。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有效帶動了就業規模的迅速擴大,就業狀況進一步好轉。到“一五”結束的1957年,全國就業人員達到23771萬人,比1949年增加了5689萬人,年均增長3.48%。城鎮就業增長更快,1957年末,城鎮就業人員達到3205萬人,比1949年增長一倍以上,年均增長9.66%。
(二)“大躍進”到“文革十年”:城鎮就業增長緩慢
從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到改革開放前,由於“左”的思想的影響,我國的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失誤,勞動就業工作也走了一段彎路。在這段時期,我國就業規模波動較大、增長緩慢。1958年,城鎮就業人員一年“躍進式”地增加近2100萬人,而1961和1962兩年,又“急退式”地每年減少近800萬人。197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40152萬人,城鎮就業人員9514萬人,與1958年相比,年均分別只增長了2.08%和2.97%,增速明顯減慢。再加上“文革”期間大量城鎮知識青年下鄉後的集中返城而形成的大量城鎮待業人員,城鎮就業形勢又趨緊張。
(三)改革開放新時期:城鎮就業持續增長
以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三十年來,黨和政府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針對不同時期就業工作的難點和特點,採取多種措施創造就業崗位,擴大就業。一是結合調整所有制結構,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吸納了大量勞動力就業;二是結合産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輕工業和第三産業,擴大了就業規模;三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通過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逐步發揮勞動力市場在實現勞動力就業中的主渠道作用。各項制度改革尤其是就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我國就業規模的不斷擴大。2008年,全國就業人員已達77480萬人,與1978年的40152萬人相比,增長了93%,年均增長2.22%;城鎮就業人員增長更快,2008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達到30210萬人,比1978年增長了2.17倍,年均增長3.93%。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就業人數增加最多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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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結構顯著優化
舊中國,不僅就業規模小,就業結構也很不合理。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就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就業結構也明顯改善。
(一)城鎮就業比例迅速上升,城鄉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基本上處在農業社會,城鎮就業比例很低。1949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只有1533萬人,僅佔全國就業人員的8.5%,絕大部分勞動者在鄉村就業。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特別是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在城鎮大量失業人員得到安置的同時,也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到城鎮就業。到1962年末,城鎮就業人員已達4537萬人,佔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上升到了17.5%。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鎮就業人員迅速增加,到2008年我國城鎮從業人員已經達到30210萬人,佔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達到了39%。
(二)非農産業迅速發展,産業結構變化顯著
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的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十分落後,絕大部分勞動者以務農為生。1952年全國就業人員的83.5%從事第一産業,第二産業、第三産業就業人員只佔全部就業人員的7.4%和9.1%。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促進了二、三産業就業人員的迅速增加。1978年末,第二産業的就業比例上升到17.3%,第三産業的就業比例達到了12.2%。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針對過去産業結構偏重少輕的情況,將發展重點轉向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修理業以及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交通運輸、郵電通訊、金融保險等行業。經過30年的不懈努力,結束了長期困擾我國的商品短缺局面,人民生活迅速改善,能源、交通、郵電等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也逐漸得到緩解,産業結構逐步趨向合理,就業人員的就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2008年,我國全部就業人員中,從事第一産業的有30654萬人,佔39.6%;從事第二産業的有21109萬人,佔27.2%;從事第三産業的有25717萬人,佔33.2%。與1952年相比,第一産業下降了43.9個百分點,第二、三産業分別上升19.8和24.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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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种經濟成份共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就業比例迅速上升
新中國成立初期,個體私營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還佔有相當的比重,個體勞動者佔城鎮就業人員的比重在50%左右。但是,由於過分強調公有制,導致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全面萎縮。到1978年,全國40152萬就業人員中僅有個體就業人員15萬人,其餘都在國有和集體單位中就業,個體就業人員佔全國就業人員的比例不到0.04%。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並存的經濟制度的確立和“三結合”就業方針的實施,我國就業管理體制和人們的就業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自謀職業、自主創業成為重要的就業方式,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混合經濟單位及私營個體經濟單位就業,非公有制經濟單位就業人數迅速增長。到2008年,城鎮非公有制經濟就業人員的比重從1978年的0.2%增加到2008年的74.8%。其中,股份制經濟單位就業人員從無到有,已達到840萬人,佔城鎮就業人員的2.8%;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經濟單位從業人員達1622萬人,佔城鎮就業人員的5.4%;私營個體經濟從業人員達8733萬人,佔城鎮就業人員的28.9%。20世紀90年代以來,私營個體經濟平均每年創造的就業崗位近450萬個,佔全部城鎮就業人員年均增加量的60%以上。
非公有制經濟在創造就業崗位、吸納失業人員、促進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從業人員素質普遍提高,高素質人才比例上升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後,勞動者普遍處在文盲半文盲狀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是鳳毛麟角。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努力發展正規學校教育的同時,還通過舉辦“掃盲班”、“夜校”等多種形式,使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很快得到了顯著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事業進一步發展,加之市場競爭就業機制的逐步形成,勞動者為了增強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更加注重自身素質的提高,我國就業人員整體素質有了明顯提高。2008年,我國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8.5年,比1982年的5.8年提高了2.7年。在全部就業人員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佔比重由1982年的0.9%,上升到6.7%;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0.5%上升到12.5%;初中文化程度的由26%上升到47.8%;小學文化程度的由34.4%下降到27.7%;文盲及半文盲由28.2%下降到5.3%。高素質人才佔就業人員的比例明顯上升,其中大專及以上所佔比例上升較快,文盲半文盲所佔比例大幅下降。
三、失業規模得到有效控制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間,黨和政府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就業政策並逐步完善就業管理體制,有效地化解了就業困難局面,使失業規模得到了有效控制,保證了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的發展。
(一)迅速解決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失業人員就業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城鎮有失業人員474.2萬人,失業率高達23.6%。為了迅速扭轉城鎮勞動力普遍失業的問題,政府在積極發展經濟的同時,採取了多種穩定就業、減少失業的措施。首先,對原政府公職人員和官僚資本主義企業僱員實行“包下來”的政策,並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給予扶持,避免産生新的失業;其次,對原有失業人員採取“以工代賑”、“生産自救”等措施進行安置;第三,對部分失業人員進行轉業培訓,並採取招收就業、介紹就業和自行就業相結合等多種方式擴大就業。經過三年的努力,城鎮就業人員迅速增加,失業人員大量減少,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城鎮勞動力普遍失業問題有了明顯好轉。到1952年,城鎮就業人員由1949年的1533萬人增加到2486萬人,失業人員則由474.2萬人減少到376.6萬人,失業率由23.6%下降到13.2%。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就業狀況進一步好轉,到“一五“結束的1957年,失業率進一步下降到了6%以下。
(二)實行“三結合”就業方針,解決了返城知青的就業問題
隨著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我國逐步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統包統配”的就業管理體制。這一體制的基本特徵就是所有新增勞動力的就業由國家統一調配和安置。這種就業管理體制對於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隨著情況的變化,這種就業管理體制的弊端也不斷顯露出來,突出表現在:一是不管生産和工作是否需要,一律接收,造成許多單位人浮於事;二是勞動者不能根據自己的專長選擇合適的工作,單位也不能根據工作的需要選擇適當的人員,造成人才浪費;三是養成了勞動者就業靠國家的就業觀念。
由於就業體制的僵化,再加上“文革”造成的經濟停滯影響,我國城鎮就業問題也日益突出,到七十年代末已達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特別是“文革”期間下鄉的知識青年大量集中返城,給城鎮就業帶來了極大壓力。據統計,僅1978年和1979年這兩年中,返城的知識青年就達到了650萬人以上。1979年,城鎮累計待業人員達到了1500萬人,僅在勞動部門登記的城鎮失業人員就有568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達到了5.4%。針對嚴峻的就業形勢,1980年8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勞動工作會議,提出了 “三結合”的就業方針,即在全國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1981年10月,中央又作出了《關於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多渠道解決就業問題的政策。“三結合”的就業方針,實質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多种經濟形式並存的經濟政策在就業工作上的具體體現,是我國就業理論和就業政策的重大突破,標誌著我國開始了就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就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及各項政策的落實,對於解決我國城鎮的就業問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據統計,1979至1981這三年,全國共新增城鎮就業人員2600多萬人,平均每月有70多萬人實現就業。到1982年,全國多數地區基本解決了1980年以前積累下來的包括返城知識青年在內的城鎮失業問題。到1984年,我國城鎮就業問題進一步緩解,城鎮登記失業率下降到了1.9%。
(三)實施積極就業政策,解決下崗人員再就業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舊體制下形成的國有企業冗員問題日益突出,效率低下、市場競爭能力弱等弊端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國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減員增效成為國有企業解困的普遍選擇。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了國有企業的困難,國有企業下崗人員明顯增加。從開始建立下崗人員統計的1998年到下崗人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與失業保險制度並軌的2002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達到2022萬人,再加上1998年以前累積的下崗人員,國有企業下崗人員總量達到了2715萬人。為了解決國有企業大量富餘人員集中下崗失業的突出矛盾,1998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同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對國有企業下崗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取得較快進展。當年年底,全國所有有下崗職工的國有企業都建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絕大部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進入了再就業服務中心,90%以上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領到了基本生活費。此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覆蓋面不斷擴大,到2001年時,領到基本生活費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比例已經達到了99%。在建立國有企業下崗人員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時,政府實施了積極就業政策,開展再就業工程,著力解決大批下崗人員再就業問題。2002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再就業工作會議,隨後制定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制定並實施了包括稅費減免、小額擔保貸款、社會保險補貼、崗位補貼、培訓補貼、就業服務和就業援助等一系列內容的積極就業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據統計,1998-2005年,全國共有1975萬國有企業下崗人員實現了再就業。2005年底,國有企業下崗人員存量已由最高峰的650多萬人下降到61萬人,國有企業富餘人員集中下崗對我國城鎮就業造成的衝擊基本消除。
四、市場導向的就業管理體制基本形成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政府始終圍繞發展經濟、促進就業這一主線,根據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適時調整就業政策,有效地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在保持就業局勢基本穩定的同時,也逐步建立起了市場導向的就業管理體制。
(一)勞動就業法律體系建設日益完善
199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的目標。以此為標誌,我國就業管理體制改革開始從舊體制改造進入到新制度建設階段。1994年以來的十幾年間,我國先後制定實施了《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職業教育法》等一系列的相關配套法規。1994年制定的《勞動法》,明確了勞動關係各主體的法律地位,在國家法律上保證了企業自主用工、個人自主擇業的權利,使勞動力市場建設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2007年頒布的《就業促進法》,強化了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明確了促進就業的工作機制,為積極就業政策的長期實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勞動法》及其相關配套法規的制定和實施,確立了以“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為主要特徵的市場導向就業管理體制的法律地位,從法律上保證了這一管理體制的貫徹實施。
(二)勞動力市場的基礎作用不斷加強
經過十幾年的積極培育和發展,我國勞動力市場正日益走向成熟。通過對“統包統配”就業制度和企業固定工制度的改革,逐步確立了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作為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的主體地位。用人單位作為勞動力的需求方,可以在相關法規的規範下,根據自身生産經營需要,隨時招收自己所需的各類人員或辭退不需要的勞動者;勞動者作為勞動力的供給方,可以根據個人意願、專長,自主選擇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和在哪工作。在國家法律法規規範下的市場雙向選擇機制逐步形成,勞動力市場建設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市場機制在人力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加強。主要表現在:
一是就業渠道多元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不再單純依靠政府安置實現就業,國有單位也不再是實現就業的唯一渠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進入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或從事個體經營實現就業。個人自主創業、從事自由職業的勞動者越來越多。2008年,在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就業的人員達到1622萬人,佔城鎮就業人員的5.4%;在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就業的達到3034萬人,佔城鎮就業人員的10%;在私營企業就業或從事個體經營的達到8733萬人,佔城鎮就業的28.9%。
二是就業形式多樣化。非全日制就業、季節性就業、兼職就業、家庭就業、自由職業者等多種就業形式的出現,適應了企業靈活用工和勞動者靈活就業的需要,提高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
三是就業觀念市場化。通過勞動力市場實現雙向選擇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擇業方式。勞動者為獲得就業崗位或更高收入而進行的流動,不再局限在一個地區、一個行業的小範圍,而是打破了城鄉、地區、所有制界限。目前,勞動力跨城鄉、跨地區、跨行業的流動越來越普遍。在1.4億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城鎮人員下鄉就業,我國勞動力的流動正從農村向城鎮、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單向流動演變成城鎮與農村間、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間的雙向流動。這種變化表明通過市場就業、市場引導就業的觀念正逐步深入人心,成為主流。
(三)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基本形成
從80年代初期開始,為適應雙向選擇和勞動力流動的需要,各地相繼建立了一些職業介紹機構。自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以後,作為勞動力市場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職業介紹機構的建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特別是積極就業政策形成以後,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勞動力市場科學化、規範化、現代化建設。目前,所有城市街道社區全部建立了勞動保障工作平臺,70%以上的鄉鎮建立了勞動保障工作機構,全國已經基本形成市、區(縣)、街道(鄉鎮)、社區四級公共就業服務網絡,逐步實現了職業介紹、職業培訓、就業指導和勞動保障事務代理等的“一條龍”服務。截止到2008年,全國各類職業介紹機構已發展到3.7萬家。各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實現勞動力資源有效配置、促進就業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為求職者提供就業指導、為企業發佈招聘信息、為求職者介紹就業的數量逐年增加。2008年,為求職者提供就業指導3020萬人次,接受登記求職5532萬人次,介紹成功2764萬人次。各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組織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就業能力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已初步形成創業培訓、就業培訓、再就業培訓、在職培訓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職業培訓體系,建立了以技工學校為骨幹,就業訓練中心、企業培訓機構以及民辦培訓機構為補充的職業培訓網絡。2008年末,全國共有技工學校3075所,全年面向社會開展培訓400萬人次;就業訓練中心3019個,全年組織就業培訓949萬人次;民辦職業培訓機構20988個,全年組織就業培訓1104萬人次。
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的勞動就業工作成就輝煌,以市場為導向的就業管理體制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力市場正在不斷完善。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我國將長期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妥善解決就業問題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今後10年,正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時期,解決好廣大人民群眾關心的就業問題至關重要。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實現社會就業更加充分的新要求,明確了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為今後一個時期的就業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們必須要始終堅持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在配置勞動力資源中的基礎作用,進一步強化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制定並完善各項就業政策,搞好就業服務,努力把就業這項民生事業做好,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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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60年來我國就業人員數量增長3.74倍。新華社發
聚人才、促就業重擔在身 建社保、保民生責無旁貸——與尹蔚民面對面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zdt/images/images/001aa04acfdf0c17f09203.jpg)
“我們部是從源頭維繫社會穩定的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一句話道出了自己肩上的擔子。“我們的工作——比如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勞動關係問題——沒做好,就可能引發社會的不穩定。”新華社發(李新臨 攝)
新華社北京8月31日電(記者徐博 趙超)“我們部是從源頭維繫社會穩定的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一句話道出了自己肩上的擔子。“我們的工作——比如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勞動關係問題——沒做好,就可能引發社會的不穩定。”
對於尹蔚民來説,新部門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統籌城鄉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建立從就業到養老一整套服務和保障體系,這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絕非易事。
“我們政策制定的好壞對老百姓切身利益影響很大。”尹蔚民坦言。“老百姓的期盼,各方面的期待非常高,而我們各個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又有很大的差距,我們有壓力,更有動力!” >>>詳細
我國服務外包産業逆勢增長新增就業超過30萬人
新華社廣州9月2日電(記者王攀、吳魯)2日在廣州召開的國際服務外包發展大會上,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林哲瑩披露,今年1-6月,我國服務外包産業順利實現了“逆勢”增長,全國新增服務外包企業超過1406家,新增從業人員29.7萬人,其中有23.9萬人是大專院校畢業生;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合同執行金額25.6億美元,同比增長32.5%。
他説:“這一成績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取得的,難能可貴。這強有力地證明,我國今年多項鼓勵和支持服務外包産業發展的戰略措施不僅有利經濟發展,也是一項有益社會的‘民生工程’。” >>>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