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6日我國政府公佈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控制目標後，國際和國內社會對此反應積極，但也有少數發達國家認為這個目標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國內公眾同時關注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國將付出怎樣的努力和代價。為進一步解釋我國控制目標的意義，化解疑問，12月9日和10日，中國代表團安排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專家在哥本哈根貝拉會議中心的中國新聞與交流中心，就我國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控制目標等問題，向國內外新聞媒體進行了解讀，並與歐盟和美國的專家就此問題進行了對話。

    12月9日的記者會上，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教授、專家委員會委員林而達研究員，分別就中國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及中國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等問題發表看法，並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問。

    12月10日的專家對話會上，何建坤教授、林而達研究員和專家委員會委員潘家華研究員，就我國的控制目標、基準線等問題與第三世界網絡（TWN）主任Martin Khor博士、斯坦福大學法學院Thomas Charles Heller教授, 荷蘭環境評估機構（EAA）的Mayer Leo教授等進行了對話。對話對媒體公開，有眾多中外媒體和NGO成員參加。

    記者和專家對話會上，何建坤教授指出，中國政府公佈的相對減排目標，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點。該目標將納入中國“十二五”及以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在國內具有法律約束力，中國將建立碳強度指標的國內統計，監測和考核體系，做到目標的實施公開、透明。這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自願承諾，體現了中國負責任的態度，這一目標不遜於任何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是一個高標準的目標。

    關於基準線和“通常基準情景”，何建坤教授指出，中國“十五”期間的GDP能源強度呈上升趨勢，體現了重化工業階段共有的規律，代表了中國到2020年工業化發展階段的“通常基準情景”。“十一五”以來，中國將應對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相結合，以強有力措施扭轉GDP能源強度的上升趨勢，已經使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從“十五”期間的照常情景偏離。2020年比2005年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涵蓋了“十一五”期間的行動。“十二五”將延續“十一五”開始偏離通常基準線的情況下進一步採取強有力措施，到2020年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40~45%的行動目標即是比通常基準線偏離的目標。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十一五”GDP的二氧化碳強度下降完成18~20%，實現2020年的目標則要求“十二五”和“十三五”GDP的CO2強度下降幅度都不低於18%，所需資金投入和每年減排量都要大於“十一五”。

    此外，林而達研究員主要從中國農業生産、河流徑流量、降水等方面詳細介紹了中國受氣候變化影響所遭受的災害，同時比較了適應氣候變化與目前國際社會可能提供的適應資金之間的缺口，總結了中國政府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效。

    記者會上，主要問題主要集中在我國40%～45%的行動目標是否如某些西方媒體記者所認為的相對較低，實現此目標的前提條件，以及如何理解此目標具有國內約束力，中國如何實現統計、監測和評估信息的公開等。專家對話會上，會議國際專家對中國的行動目標給與了非常積極的評價，同時認為，中國正處於經濟快速發展轉型時期，應在低碳發展領域發揮積極的作用。專家對話會還就GDP增長預測方法、非化石能源發展潛力和基準線確定等技術問題進行了討論。

    記者會和專家對話會將對國內外媒體和有關國家理解我國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及相關政策措施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非常有助於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的關鍵時期，營造于我有利的談判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