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商務部長陳德銘出席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2010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併發表演講。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一、開放的貿易是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

    過去一年，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世界經濟經受了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在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激勵下，國際經濟形勢出現一些積極變化。全球貿易額在2009年經歷約22%的降幅之後，近期也逐步呈現回升勢頭。例如，2009年四季度德國出口額環比強勁上漲3%，貿易凈值為GDP貢獻了兩個百分點。2010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增加40.9%，其中對亞洲勁增68.1%，當月實現貿易順差852億日元。韓國1月份出口同比增長47.1%，創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大單月增幅。這一輪全球貿易復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內需大幅增加，拉動了相關經濟體的投資品和中間品出口率先回升。今年前兩個月，中國進口同比增長64%，其中來自美國、歐盟和日本的進口分別增長37%、35%和48%，來自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的進口還翻了一番，對促進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長髮揮出積極效應。這些事實説明，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影響，開放的貿易對於促進全球經濟復蘇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注意到，隨著世界經濟逐步走出危機底部，各國對國際貿易表示出更大關注。不僅發展中國家重視，發達國家也展現很高的雄心水平。與80年前的大蕭條相比，目前全球貿易、投資和金融相互關聯的程度之深、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上一次，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脫離全球經濟單靠自身實現復蘇。如果我們堅持奉行公平、自由、開放的貿易理念，既積極鼓勵國內産業發展、做大全球市場“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參與國際分工，保持國際貿易渠道的便捷和暢通，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將有助於促進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全面、持續、平衡發展的軌道。反之，如果一國堅持零和博弈的觀點，忽視全球化條件下的相互依存，就會出現一損俱損的局面。如果借此大搞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搞不好會重蹈上世紀30年代保護主義氾濫的覆轍，使全球經濟面臨“二次觸底”的危險。

    二、理性看待危機和全球經濟失衡的關係

    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如此廣泛和深刻，促使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真思考：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次危機？我認為可以從三個層面去認識。首先，這是世界經濟運行週期性調整的結果。根據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學者的經濟長週期理論，由産業革命和技術創新引發的經濟長週期波動，大致是40－50年時間。到本世紀初，隨著全球化制度紅利和信息技術革命效應不斷遞減，世界經濟已經到了下行階段。其次，全球治理結構不完善加劇了經濟波動的幅度。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網絡技術革命推動下，國際分工快速發展，商品交換半徑越趨擴大，逐漸形成了全球範圍的生産和交換網絡。在全球治理缺少有效機制的情況下，生産和消費不均衡的矛盾加劇了經濟週期的波動幅度。第三，金融監管缺失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近年來，在金融創新和投機因素的雙重推動下，虛擬經濟過度發展，這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加快資金流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但更因高杠桿化率而孕育著極大的風險。隨著市場內部風險不斷累積，爆發系統性危機也就成為必然的事件。

    國際上，有輿論將此次危機歸結為以貿易收支不平衡為主的全球失衡問題。這是一個相對片面、十分狹義的理解。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僅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失衡、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失衡、資源擁有和消耗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導致失衡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其根源是南北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即使從單一的國際收支角度來分析，按照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以銷定産、消費在一定意義上決定生産的理論，如果主要消費國政府不能有效保持貨幣的持續穩定，任由泡沫無節制發展，最終也會導致經濟失衡和危機的發生。

    這段時間，個別國家總是把眼光盯著中國的貿易，並寄希望於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來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這個論調忽略了兩個基本事實：第一，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表明，一國本幣升值對調節貿易收支的作用有限。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約20%，中國貿易順差不降反升；2009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中國貿易順差反而大幅下降了34.2%；今年1－2月，中國貿易順差下降了50%，我個人預計今年3月份中國的貿易甚至可能會出現逆差。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看看歷史上德國馬克和日元升值後的情況。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是與各國分工協作、利益共享的過程。在以中國為節點的國際分工鏈條上，中國通過初級原材料進口帶動相關國家的産業發展；通過大量的中間品進口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創造了貿易順差；通過資本品、奢侈品和服務貿易進口為發達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中國還在加工貿易、跨國投資等各個層面，與各國分享著發展與合作的空間。2009年，全球貿易額下降22%、中國出口下降16%、進口下降11.2%。但是，從有關經濟體海關數據來看，澳大利亞、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國對華出口仍保持了兩位數以上的正增長；歐盟、美國對華出口也僅分別下降1.53%和0.22%。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中國經濟回升基礎仍不牢固，強壓一國貨幣升值對彼此都沒有好處，是非理性的選擇。

    三、全球經濟協調發展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

    回首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歷次危機都是進行理論反思、政策調整和實施變革的良機。當前，各國紛紛著眼于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加快推進新産業革命的步伐，努力尋求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升級的有效突破口，更加注重擴大內需，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

    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也在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2009年，中國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3萬億元人民幣，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9%，創1986年以來的最高實際增速，對GDP貢獻率達到52.5%。預計今年國內市場規模將達到2萬億美元，遠遠高於中國的出口總額。今後，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不斷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國內緊缺物資的進口，積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通過擴大服務領域的進一步開放、推動企業“走出去”等途徑，與各國加強互利合作。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將為經濟增長釋放出一個長期而龐大的內需市場。在華投資的跨國企業是中國的企業法人，它們的産品是“中國製造”産品，將與其他企業共同分享這一巨大的市場機遇。

    實現全球經濟更加平衡、協調的發展，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借此機會，我想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秉持自由、開放的發展理念。“開放”，既是指一個國家對國際交往和經濟合作採取積極推進的態度，也是指政府放寬管制，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過去半個多世紀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國的受益總體大於損失。今後一個時期，各國更應堅定開放信念，積極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共同鞏固全球經濟復蘇的良好勢頭。

    第二，加快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多哈談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結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客觀要求，也是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發展的根本路徑。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均應著眼長遠，拿出更大的誠意和決心，推動實現商品、資本在國際間有規則的自由流動，不斷提高全球協調與治理水平，從根本上提高各國國際競爭力及全球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第三，各國共享轉變發展方式的機遇。當前，各國正在加快推進新産業革命，開發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實施互聯網、物聯網融合和“雲計算”戰略，全球正處於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前夜。國際社會應共享合作發展機遇，同時警惕形形色色變相的保護主義。中國願與各國産業界、企業界和專家學者開展交流、共享機遇，共同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做出努力。

    演講結束後，陳德銘還就多哈回合談判、人民幣匯率等問題回答了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等與會人士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