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科技戰略研究水平 發揮戰略研究的決策支撐作用
——在首屆全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聯席會議上的講話

科技部部長 萬鋼

    剛剛過去的2009年，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也是我們應對歷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取得明顯成效的一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科學應對和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總體回升向好，實現了經濟發展的預期目標。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在十七屆四中全會、中科院建院60週年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一系列重要講話中，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都對科技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科技在應對金融危機、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剛剛召開的國家科技獎勵大會上，溫家寶總理明確指出，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把加強科技支撐作為一攬子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全面貫徹落實中央的重大戰略決策，我們召開了2010年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劉延東國務委員出席會議並作重要講話，對未來我國科技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這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規模之大，規格之高也是少見的。會議圍繞當前科技發展面臨的主要形勢和需求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部署了2010年的科技工作。

    2010年是“十一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謀劃“十二五”發展，奠定未來發展基礎的重要一年。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消除，世界經濟政治格局進入了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我國也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關鍵時期。

    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科技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和挑戰。一方面，世界格局的調整為我國科技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國際金融危機加速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調整，全球增長模式面臨深度轉型；正在孕育的新技術革命和産業革命為我國實現戰略性跨越提供了可能，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的同時，都著眼未來和長遠發展，把科技創新和戰略性新興産業作為突破口，積極實施新的科技和人才戰略，力爭重塑國家競爭優勢；新的技術革命和産業革命將導致新的技術經濟範式的出現，為我國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開闢新的方向和路徑，從而使我們有可能打破傳統的發展路徑，實現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刻不容緩，科技發展面臨新挑戰。過去30年的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所激發出來的全社會生産力的釋放，面向未來的30年，中國要保持更高水平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在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的同時，著力於擺脫過去依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低廉勞動力和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使我國的發展方式真正轉向創新驅動和內生增長的軌道上。與改革初期相比，新時期體制機制創新的複雜性和難度將進一步加大，改革的經濟與社會成本也將大幅上升。土地、勞動力成本等比較優勢正在削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和增長動力尚未形成。當前，我們急需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和增長動力。因此，破解發展中面臨的諸多難題和制約因素，切實奠定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基礎，是“十二五”期間我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根本任務。

    近年來，儘管我國科技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為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奠定了良好基礎，但是，面對新機遇和新挑戰，我們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更要準確認識和把握髮展中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規律。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仍然面臨各種結構性、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科技戰略研究是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環節。科技戰略研究必須著眼國家長遠發展的前瞻性、全局性、綜合性和戰略性問題，大膽解放思想，勇於提出科技發展的大戰略、大思路、大舉措，發揮戰略研究的決策支撐作用，著力探索研究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重大問題的戰略和政策措施。

    我想提出以下四個值得戰略研究工作者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首先，關於轉變發展方式問題。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迅速提升，但長期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中存在的問題也更加凸顯。進入第二個十年，我們迫切需要突破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方式制約，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的過程，實質上也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過程。減排溫室氣體、發展低碳經濟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發展觀、價值觀的重大戰略問題。哥本哈根會議實際上是國家之間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價值觀的互相碰撞和交流，國際社會在面臨巨大分歧的情況下最終達成了非約束性協議，是世界各國對以往發展方式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過去那種依靠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和損害生存環境的“奢侈”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

    例如，回顧汽車工業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前80年的科研力量大多集中在提高汽車的速度上，追求發動機要小，功率要大。但這一現象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轉型，隨著價值觀的改變和技術的發展，人們不再認為功率大、速度快就是好車，而首先要求汽車尾氣排放要清潔，從歐I到歐V，標準在不斷提高。目前美國、歐盟、日本都已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作為衡量汽車技術指標是否先進的重要標準，這促使內燃機技術不得不進行更大的改進。日本最近做了一個很清晰的路線圖：到2050年取消所有的內燃機，採用電驅動方式。可見，發展觀的改變影響了價值觀、技術路徑、知識結構以至資源配置的轉變。

    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進一步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的衝擊，實質上是對發展方式的衝擊。因此，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走創新驅動、內生增長道路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作為戰略研究，要深入研究發展觀和價值觀轉變對發展方式轉變所可能産生的巨大影響，並研究提出這一轉變的科技應對之策。

    其次，關於戰略性新興産業培育和發展問題。依靠科技創新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是有效突破我國當前資源約束、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是走出金融危機、實現新一輪經濟繁榮的根本途徑。

    産業技術特徵是決定戰略性新興産業成長的關鍵因素，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受到市場前景、成長潛力、國家資源特定條件、現有産業結構狀況等因素影響。因此，在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過程中，必須探索和深入研究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的規律。圍繞這些規律，戰略研究要回答如下幾個重大問題：

    一是超前部署問題。新興産業發展有其自身規律，需要經歷基礎研究、技術研發、實踐驗證和應用推廣等階段。戰略研究要回答核心技術的選擇、發展方向的把握和超前部署等重大問題。

    二是協調發展問題。在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過程中，由於投資熱情高，配套技術和基礎設施發展不同步，往往會出現後續環節階段性的“阻塞”和前端技術配套性的表面“過剩”，形成“堰塞湖”現象。因此，要科學分析判斷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順應規律，把握節奏，打通各個環節間的障礙，釋放科技存量和創新能量，促進其又好又快地發展。

    三是創新商業模式問題。創新是技術機會和商業機會的成功結合。我們既要研究如何更準確地把握技術突破的方向，更要特別重視研究商業模式創新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係。只有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技術創新才能實至名歸。要研究如何通過政策杠桿促進新的商業模式的形成，為自主創新産品培育市場。例如，在推廣半導體照明中，很多城市在公共照明領域對能源合同管理模式進行了探索和實踐，政府沒有增加成本，企業可以通過節電獲得利潤，達到了雙贏的效果。

    四是政策的引領和推動問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既要發揮國家科技投資的引領作用，又要發揮政策的推動作用。要研究如何把自主創新政策的著力點，聚焦到支持産品研發的前端和推廣應用的後端上來，政府推動創新、啟動市場，市場拉動産業化投資。要研究如何在鼓勵大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同時，更加關注創新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寬鬆的投融資環境，激勵民營企業發揮創新的積極性。

    五是人才聚集和成長問題。圍繞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新一輪人才爭奪戰已成為競爭的焦點。要研究加快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發揮其作用的政策措施，研究在重大專項實施過程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中培養和造就創新型人才，特別是管理人才和創業型專業人才的機制和環境問題。

    第三，關於國家創新體系問題。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創新型國家的本質特徵就是具有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通過知識創造和應用，快速將知識轉化為財富，以創新驅動國家的持續發展。創新型國家建設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具體實踐。

    溫總理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的講話強調：要始終堅持把自主創新作為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要緊密跟蹤世界經濟科技發展趨勢，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要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科技隊伍；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科技生産力，從根本上解決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這些要求既是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重大任務，也是科技戰略研究的重要領域。

    圍繞如何提高創新資源的投入能力、知識創造與應用能力、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以及改善創新環境氛圍等重大問題，需要通過開展深入細緻的戰略研究，理清問題思路，明確發展方向，為“十二五”規劃的制定和國家長遠發展提供戰略支撐。

    第四，關於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科技和經濟脫節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使科學技術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戰場。

    科技與經濟結合，意味著科技進步要更加受到經濟界的關注，科技必須更加貼近經濟、貼近市場，不斷拓展工作的新領域、新空間，支撐經濟發展；意味著科技必須更加貼近民生，關注民生需求，加強生態環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領域科技創新，促進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發展；意味著科技要更多的理解經濟運行規律，特別是在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中，不僅要深入認識技術發展的規律，也要更深入地研究和分析産業發展的市場環境、競爭特點和組織方式等；意味著自主創新能力快速提高，必須進一步創新機制，把發揮人的創造性擺在突出位置，推動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加強統籌協調，形成推進科技發展的合力。因此，科技戰略研究要從經濟、社會、産業發展規律、體制機制創新的角度研究和破解各種難題。

    以上談了目前亟待研究的四個方面的重大問題，事實上，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還有很多。我國要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規劃綱要》的目標任務，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任務艱巨而緊迫。戰略研究工作面對時代和國家賦予的歷史使命也是任重而道遠。

    戰略研究歷來在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方面起著關鍵性作用。面對國內外重大挑戰，只有不斷提高戰略研究水平，才能充分發揮其在科技決策中的重要作用。要提高戰略研究水平，需要從如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提高戰略敏感性，把握事物的全局和本質。

    開展戰略研究必須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同時還要有敏銳的洞察力，要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世界各國紛紛頒布新的創新戰略，其頻率之快，層次之高，前所未有。比如2007年美國出臺了《美國競爭力法案》；2009年9月又出臺了《美國創新戰略：推動可持續發展增長和高質量就業》；日本2007年發佈了《日本創新戰略2025》報告，2009年又緊急出臺了《數字日本創新計劃綱要》。這充分表明發達國家都在力圖抓住科技發展的新機會，精心謀劃未來。但是我們要同時看到其背後的政治博弈和經濟利益角逐的本質，要深刻分析這些國家爭奪戰略制高點的意圖，以及對全球競爭格局帶來的廣泛影響。

    我們在研究中往往習慣於只重視“頭”（問題的提出）和“尾”（問題的答案）兩端，對中間的過程不重視，這是遠遠不夠的。研究要講究思維邏輯的嚴密性和可證性，要對問題進行從始至終的跟蹤和分析，再做出判斷。研究《美國競爭力法案》和《美國創新戰略》，就要研究兩者之間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差別産生的原因和過程；研究《日本創新戰略2025》報告和《數字日本創新計劃綱要》，就要研究它的起始點和落腳點有什麼變化，發佈的背景有什麼不同。戰略研究不能過於宏觀，也不能過於微觀。要重視對問題産生和發展的過程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掌握其邏輯，才能得出正確的判斷。

    當前，我們要深刻領會中央對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戰略部署，敏感地捕捉其中的深層次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溫家寶總理在對首都科技界的講話中，提出了一系列對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發展的論斷，特別是提出了我們國家經過60年的建設和改革開放30年的積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就是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階段。戰略研究應該對這個發展階段有全局性和邏輯性的考慮，要學會分析複雜局面，切忌以點帶面以偏概全，不要拿一個點看全省，拿一個點去看全國。

    科技戰略研究不能就科技談科技，一定要圍繞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需求開展研究，要關注重大問題。同時，要有國際視野。在開放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城市的發展都會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響，要善於從全球經濟、社會、科技和思潮的發展趨勢的視角和高度，分析和研究我國和區域發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根據我國的實際和中央的決策提出應對策略。

    第二，把握內在規律，注重理論創新。

    只有對經濟、社會、科技自身發展規律有客觀的認識和把握，對不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的分析，才可能形成和提出真正有價值的觀點，實現理論創新。要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來認識現代社會變革的新特點，要從科技發展的規律和經濟社會發展對科技的需求來認識推動科技創新的根本動力。

    科技戰略研究必須注重對創新活動規律的研究。創新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是一個以價值規律為核心，由研發鏈、産業鏈和市場鏈共同組成交替促進的螺旋式發展的鏈條。科技系統的管理和研究人員，往往關注技術本身的發展規律而忽視産業發展和市場運行規律。以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培育為例，我們不但要重視技術突破對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的作用，還要注重新興産業本身發展的規律，只有這樣才能制訂出系統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實施方案。

    要充分把握科技自身的發展規律，一些關鍵技術需要及早的部署。我們講共性和關鍵技術，通常是指那些比較重要的技術，實際上這些技術在進入産品階段，一些具體技術、關鍵零部件往往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中國很多的重大産品達到了85%的國産化率，但最後那15%卻有可能是難度最大的。科技研究可以説完成95%目標，但對於市場來説所要的産品缺一點都不行。對技術評價可以有95%，但對産品的評價只有1或者0。我們既要把握住重點、關鍵、共性技術，但就産品來説更要關注系統和細節。

    我們也必須要重視把握科學技術發展的大的規律和趨勢。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重要科技領域已經顯現出發生重大突破的先兆。戰略研究要深入研究和系統總結，發現規律，以確保決策者選準戰略方向和突破點，把握住歷史機遇。

    第三，提倡多學科的交叉融合，著力解決複雜的戰略問題。

    戰略研究課題往往是既複雜又綜合的問題，需要從不同的角度開展研究，需要來自於不同學科的學者共同參與。這裡最成功的例子是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的戰略研究。在溫總理的親自領導下，組織全國2000多名科技、經濟、社會、管理、哲學、法律和國際政治等方面的專家學者，也吸收了來自各行業的企業家，開展了總體戰略研究、國家創新體系、能源資源環境等20個專題的研究，描繪出了我國未來15年科技發展的宏偉藍圖，形成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指導方針，確立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宏偉目標，為規劃綱要的制定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四，重視調查研究，勇於質疑和提出獨立見解。

    調查研究是做好戰略研究的基本功。要努力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利用多種調查研究方法，深入基層，廣泛聽取各方的意見，對所收集到的意見要善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提出真知灼見。戰略研究有時候要向新聞記者學習，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善於提出問題。要敢於質疑，敢於打破常規，挑戰權威；要敢於説真話，提出獨立的見解。戰略研究者要做決策者的諍友，不惟書、不惟上、只惟實，切為細、切為真。只有勇於質疑，細心求證，提出獨到的見解，才能增強政策建議的科學性和可行性。

    科技戰略研究者要做好支撐決策的四面“鏡子”。一是科技發展的望遠鏡，戰略研究要有前瞻、有展望、有方向、有觀點。二是科技實情的放大鏡，把科技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放大，找出問題的原因和根源，提出解決方案。三是經濟社會的聚焦鏡，戰略研究要能夠真正了解經濟和社會的現狀，並從現狀中匯聚焦點。四是社情民意的反光鏡，要更好地反映民情，使決策者更加了解民意和社會實情。

    第五，進一步注重人才培養，建設科技戰略研究隊伍。

    科技戰略研究是一項跨學科、跨領域，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智力勞動，必須依靠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各級科技管理部門要對戰略研究給予持之以恒的支持，只有持續的支持才能形成高素質的研究團隊，只有通過團隊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形成卓有成效的積累，産生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

    要努力營造獨立思考、自由暢想、相互激發的良好氛圍。要注意培養科技戰略研究骨幹隊伍，以培養學術帶頭人和研究團隊為重點，利用重大科技戰略研究項目帶動科技戰略研究人才的培養，特別是青年人才的培養。

    第六，進一步加強資源集成，打造開放合作的戰略研究平臺。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一支初具規模和實力的科技戰略研究力量。各地科技管理部門也紛紛加大了對戰略研究的支持力度，以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科學學研究所、軟科學所、信息所、産業技術研究院等各類研究機構不斷成長壯大，研究能力和水平也有了顯著的增強和提高，對科技管理決策的支撐作用越來越明顯。在此基礎上，我們要高度重視科技戰略研究平臺的建設。加強不同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各地方之間科技戰略研究機構的合作與交流，逐步形成開放合作的研究平臺和長效合作機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要主動服務於這一研究平臺的建設。要加強國家和地方的科技戰略研究基地的建設。可以考慮圍繞國家科技發展的重大問題，在重點地區統籌佈局，建立不同研究方向、研究領域的科技戰略研究基地。

    戰略研究工作者肩負著黨和國家賦予的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歷史使命，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實好規劃綱要各項戰略任務，緊密圍繞國家重大需求和科技中心工作，不斷提升戰略研究水平，為科技發展、為我們決策提供堅實的支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