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４月１８日電（記者 苑堅）“僅用西藏考古和文物保護的成果，就可以駁斥所謂的‘文化滅絕論’。”４月１６日，霍巍在成都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僅僅從我們所做的學術工作看，這種論調就不堪一擊。”

    霍巍身兼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博物館館長、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等職，是一位激情洋溢的學者。

    四川大學考古學研究始於上世紀２０年代，是中國第三所建立考古學的重點高校。該校的考古學家和藏學家長時期在西藏進行考古調查和文物保護工作，任乃強、馮漢驥等很多著名的考古學專家，從上世紀初即開始在西藏進行考古學調查工作。

    現在，四川大學考古係已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重要的考古學與博物館學人才培養中心，其中西藏考古是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最近十多年來，四川大學的考古專家更頻繁地踏上西藏的土地，其中包括青藏鐵路西藏段文物普查、象泉河流域考古調查、西藏西部１１至１３世紀佛教考古遺存的綜合研究、西藏西部佛教遺址調查等重要項目。

    四川大學的專家對於西藏無文字記載的遠古曆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卡若遺址、曲貢遺址等的考古發掘，為西藏幾千年以前的農業、金屬製造、建築、葬俗、居住狀況、原始宗教等提供了很多實物資料，並和同仁一道為西藏無文字記載的遠古曆史建立起了框架。

    “２００２年，在童恩正教授的帶領下，我們在西藏昌都卡若遺址進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發掘，這一發現把西藏的歷史推進到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霍巍對這一學術上的成果深感自豪。

    考古工作也彌補了西藏曆史現有文字記載的不足。１９９０年，四川大學的考古專家在日喀則地區發現了“大唐天竺使出銘”漢文摩崖石刻。這塊立於公元６５８年的石刻，是西藏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漢文石刻，記載了唐朝官方使節王玄策經西藏出使天竺的情形，為研究中印交通史、唐朝藏漢關係等提供了重要實物證據。

    四川大學的考古專家還在西藏阿裏地區發現了規模龐大的皮央東嘎石窟群，霍巍認為“其精美程度堪與敦煌石窟相媲美”，豐富了西藏宗教研究的實物資料。

    從上世紀５０年代以後，我國的考古發現推進了對西藏文化和歷史的了解和研究，西藏考古學的發言權也從西方學者手中轉移到了中國學者手中。

    “中國對西藏文物的保護也不遺餘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每年對西藏宗教文物的保護和維修都要投入大量經費。”霍巍説，“除了具有標誌性的布達拉宮、大昭寺等，曾經破舊但如今煥然一新的寺廟數不勝數，這是有目共睹的。”

    霍巍説：“我曾經長途跋涉，去過地處深山老林的偏遠寺廟，參加對寺廟中文物的建檔保護。西藏通過建立文物檔案的方式，對全自治區的文物進行地毯式普查，建立了西藏曆史文物的現有檔案系統，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果。”

    “中國通過文物法規和規範市場，使大量唐卡、銅像等文物得以在藏區保留和展示。而在過去，西方人往往把這些珍貴文物非常廉價地買走，並走私出境。我要問，到底是誰破壞了西藏文化？”

    霍巍表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因西藏問題而“妖魔化”中國的人應該反思自己對西藏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新聞背景：藏傳佛教的愛國主義傳統

    新華社北京４月１８日電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藏傳佛教形成了優良的愛國主義傳統。這種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和崇高精神至今依然煥發著生機，並激勵著當代藏傳佛教界的有識之士。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中，愛國主義傳統既是當代藏傳佛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強大精神支柱，也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進一步發掘、繼承和弘揚。

    藏傳佛教歷代高僧大德，為爭取和維護祖國統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１３世紀中葉可以説是藏傳佛教界愛國主義傳統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時期。出現了一個以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伯侄為代表的愛國愛教的人物群體，其中包括元朝歷代帝師和本欽、帕竹噶舉派的領袖絳曲堅讚、噶舉教派的歷代活佛、薩迦教派的大乘法王、格魯教派的大慈法王以及闡化王、輔教王、闡教王、護教王、讚善王，以及後來的第五世達賴喇嘛和第四世班禪額爾德尼等高僧大德。

    抵制外來侵略，維護國家主權，是藏傳佛教的愛國主義傳統。公元１６世紀末，葡萄牙、法國和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據點之後，將殖民觸角伸向西藏。１６２４年，葡萄牙耶穌會神父安奪德同馬柯斯越過西藏阿裏南面的瑪那山口，在阿裏的札達縣修建了西藏高原上的第一座天主教堂，激起了廣大佛教信徒的反抗，最終落得被驅逐的下場。１６２４年至１６３２年期間，阿裏地區和日喀地區驅逐西方傳教士，關閉傳教會，是藏傳佛教界同廣大信教群眾一道，反對西方殖民勢力以“傳教”方式進行滲透的鬥爭所取得的勝利，對於維護祖國主權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公元１７世紀以後，西方帝國主義通過插手西藏政治事務，干擾和破壞中央與西藏地方的政治隸屬關係，祖國西南邊陲的安危受到挑戰。在這種形勢下，藏傳佛教界的愛國主義傳統主要表現在反對外來侵略、維護祖國統一和主權完整上。這時期，先後涌現出許多愛國的藏傳佛教界人士，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第四、五、六、七世班禪額爾德尼，第五、七、八世達賴喇嘛，以及攝政王第穆呼圖克圖、策墨林呼圖克圖、熱振呼圖克圖等著名的愛國活佛。１８８８年和１９０４年英帝國主義者發動的兩次武裝侵略西藏的戰爭，西藏僧侶民眾都進行了英勇抵抗，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反對分裂，捍衛祖國領土完整，也是藏傳佛教的愛國主義傳統之一。從１９世紀末至２０世紀初，藏傳佛教界的愛國主義傳統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堅持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內部分裂祖國的勢力，是藏傳佛教界人士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表現。其代表人物有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第六世熱振活佛、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圖克圖等一大批藏傳佛教界的愛國人士。

    在英國侵略西藏時，藏傳佛教界的愛國人士和廣大的僧俗群眾共同反抗英帝國主義，表現出堅定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這次反對英侵略西藏中更作出過特殊的貢獻。十三世達賴喇嘛于１９０４年下令取締了英國人控制的警察局，停止了英國教官對藏軍的訓練，封閉了英國人控制下設在江孜的貴族子弟學校。１９２９年，他在接見國民政府聯絡員劉曼卿時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國真正和平統一”，“英人對我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

    同樣，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也對西藏內部親帝派的活動進行過堅決的鬥爭。他積極參與領導了抗英戰爭，“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所派代表蘇康努森本堪布與噶廈所派拉丁色代本並肩指揮作戰，不幸以身殉國”。在英國人的拉攏收買面前，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始終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使英帝國主義的陰謀未能得逞。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首先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擁護中央解放西藏的政策。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昌都強巴林寺第十一世帕巴拉活佛派代表送信給解放軍，也表達支持和擁護中央解放西藏昌都的願望。當時，已經解放和即將解放的藏區藏傳佛教界的愛國人士，如四川甘孜的格達活佛、青海的喜饒嘉措大師等，分別以不同的方式錶示擁護中央政府解放西藏的政策，支持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進步團結的偉大事業。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是一位愛國愛教的宗教領袖。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的１９５０年，班禪額爾德尼即派計晉美等人作為他的代表，專程到西安會見彭德懷，提出有關解放西藏辦法的建議。在西藏的民主改革運動中，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積極贊成和主張宗教改革，他明確提出“憲法進寺廟”的主張，後來受到中央的肯定和採納，成為指導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