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６月１９日電（記者 廖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滄桑巨變，中國文化遺産事業也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正確領導下，我們牢牢把握中國文化遺産事業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科學設計、合理謀劃事業發展。中國文化遺産事業展現出了新的氣象。”在第三個“文化遺産日”期間，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介紹３０年來中國文化遺産事業發展圖景。
文化遺産事業與國家改革進程同步
單霽翔説，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也推進了文化遺産事業發展的進程。１９８２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宣告：“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産”。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對文物保護工作進行界定。
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關於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文物保護法》《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及《長城保護條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法規條例的出臺和實施，使我國文化遺産事業步入有法可依的軌道。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文化遺産保護的通知》，決定設立文化遺産日，以“文化遺産”的概念拓寬了“文物”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單霽翔表示，國家在文化遺産保護方面採取的這些重大舉措，標誌著新世紀我國文化遺産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小標題）搶救、摸底、考古、追索、維修全面展開
單霽翔介紹，這些年來，三峽工程、西氣東輸、青藏鐵路等國家大型工程的文化遺産考古、保護工作圓滿完成，南水北調文化遺産保護工作進展順利，“成為現代文明工程的重要標誌。”
２００６年５月，國務院公佈了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保護領域不斷拓展，將工業遺産、鄉土建築、文化景觀、文化線路以及二十世紀遺産等類型文化遺産納入國家保護視野。“全長１７９４公里的京杭大運河整體列入保護項目，反映了我國文化遺産保護領域在觀念、技術手段、資金條件和管理體制上都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２００７年４月，國務院啟動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這次由國家組織、範圍最廣的文物大調查、大清理對於提升全民文化遺産保護意識、確保我國文化遺産安全意義重大。
去年１２月，我國進行的“南海１號”水下打撈，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對滿載瓷器的大型古代沉船實施整體打撈，標誌著我國漫長的海岸線、內河航道里程及２萬多個天然湖泊所留存的大量水下文化遺産，將成為今後文化遺産保護的重點。
近年來，依據相關法律，通過國際合作，我國先後從英國、美國、日本、丹麥、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成功追索被盜掘走私出境的大量珍貴文物。與此同時，我們加緊修復有關重要文物，投入鉅資維修西藏的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等代表性文物建築。今後幾年，國家將撥專款５．７億元，開展西藏９大重點文物保護工程。故宮午門、山西應縣木塔、雲岡石窟等工程的修復保護工程有的正加緊實施，有的正進行方案設計。
文化遺産事業日益走向世界
“對外開放，為我國文化遺産事業開闊了視野，拓展了空間，推動了我國文化遺産事業與國際接軌。”單霽翔表示。
１９８５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的通過加快了我國文化遺産事業對外開放的步伐。目前，我國擁有世界遺産的數量位居世界第三。近年，中國世界遺産申報捷報頻傳，三江並流、高句麗遺址、澳門歷史城區、殷墟、開平碉樓與村落等項目相繼申報成功，表明我國文化遺産越來越被世界所認同。
“近年來，我國文化遺産保護對外合作與交流逐步呈現全方位發展的勢頭。”單霽翔介紹，中意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合作項目取得階段性成果；我們與印度、韓國、阿富汗、柬埔寨、意大利和越南等國簽署了關於文化遺産保護合作諒解備忘錄；與意大利、秘魯、印度、菲律賓等國簽署政府間《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境文物的政府間雙邊協定》。
對外文化遺産保護援助項目取得成果。我國文物工作者走出國門，開展了援助柬埔寨吳哥窟保護維修、蒙古國博格達汗宮保護維修，與肯尼亞合作考古研究等項目，獲得這些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高度評價。
我國與國際組織間的交流與合作日趨活躍。２００４年，第２８屆世界遺産大會在蘇州舉行，發表了倡導世界遺産青少年教育的《蘇州宣言》。我國還成功承辦第１５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二屆文化遺産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國際會議、東亞地區文物建築保護理念與實踐國際研討會等重要國際會議，並成功獲得２０１０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第２２屆大會的主辦權。
單霽翔特別指出，近年來，中國文物出境展覽成為亮點。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走向盛唐”大型國寶珍品展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引起巨大反響。在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中俄國家年等重大外事活動中，中國文物展覽作為“外交使者”、“國家名片”，使各國人民深切了解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明進程對全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真切感受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繁榮昌盛與和平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