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１０月２２日電（記者徐壽松　陳先發　樊曦）今年８月，奇瑞的一款車型在埃及DME工廠順利下線；９月，奇瑞汽車在海外的第８家工廠正式投入運營。眼下，這個誕生至今不過１２個年頭的汽車家族中的後來者在尋思：如何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全球商業“氣候”變冷的時局中突破，尋找再次騰飛的“翅膀”。

    在突破中生長，又何止奇瑞。改革開放３０年來，不同所有制企業均留下清晰的成長軌跡：在體制、機制的突破中萌芽、生長，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成熟、壯大。

    突破：三個軌跡

    １９７８年，中國歷史性巨變在融冰中悄然生發。當軍人出身的繆雙大感知到改革開放“早春”信息時，他做了一個令人驚詫的決定，辭掉江蘇省江陰縣鋼鐵廠的“鐵飯碗”，帶領同村二十來個農民到上海幹起安裝空調的活計。

    打工３年，他回到江陰辦起了一家船用空調設備廠。再後來，在與外企的同臺競爭中，繆雙大一手創辦的雙良公司不斷做大做強：１９９３年成立集團，專事中央空調研製，２００２年二次創業，走上多元化經營之路。如今，雙良集團已成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中央空調製造基地，擁有兩家上市公司，是國內重要的環保和新能源設備生産基地。

    雙良發展壯大的故事，是中國企業３０年前行的一個標本，它聚合了國企變革圖強、民企發展壯大、外企本土化三條軌跡在交織中延伸的圖景。

    展開歷史的卷軸，人們會發現：１９７８年，中國所有的企業清一色是公有制，私營經濟幾近空白，全國只剩下１５萬個修車、補鞋的個體工商戶，産值可以忽略不計。長期統包統銷導致國企“缺乏生氣，效率極為低下”。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為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創造了條件。此後，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國企的春天終於走來。當１９９６年山東諸城的小企業改制被總結為“諸城經驗”時，國企改革的主題已發生大轉換：從１９７８年以來以機制改革為主讓位於全新的以産權改革為主。２００３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新一輪國企改革由此如火如荼地展開。

    “回顧國有企業改革的路程，從‘擴權讓利’開始，逐步深化，走向改革整個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是從‘點’走向‘面’，是從力圖搞好每一個國有企業走向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的改革歷程。”國資委研究中心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部部長王志鋼總結説。國企的改革之難，恰是民企的發展之機。上世紀八十年代，當計劃經濟的閘門被撬開一道縫隙，民間的創業致富慾望、力量一如噴薄而出的地熱，四處漫流、匯聚。

    １９８４年３月，國務院發出通知，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形態從此浮出水面。其實，“鄉鎮企業”這頂帽子下是中國民企的兩個源頭，一個是華西村的集體企業組織，謂之“蘇南模式”，一個是個體私營經濟類企業，謂之“溫州模式”。這二者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雙子星座。

    這一年，鄧小平到南方考察，並留下了“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這以後，日後星光熠熠的民企已播下了火種：柳傳志在中科院計算所傳達室裏辦起了新技術發展公司，李東生在惠州一間簡陋的農機倉庫裏開始打造TCL的雛形……

    民企發展的絢爛之花離不開陽光、雨露的滋養。從“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种經濟成份”的思想認識的突破，到將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寫入了憲法；從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到十七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次次突破，民營經濟在不斷拓展的空間裏飛速發展。

    外企是中國企業３０年發展之路的另一道風景。１９７７年，當日本人長野晄史第一次來上海時，他對未來的發展還不很確定。３０年後，當長野晄史再來上海時，已是日立中國總代表。在中國的第一輪引資開放中，日本企業是先行者，日立則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幾家外國企業之一。從第一次進入中國成立僅有四人的北京事務所，到如今在中國擁有１５１家集團公司、員工超過６萬人，日立是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的重要見證者和受益者。

    長野晄史表示，在今後的下一個３０年裏，日立要朝著“中國企業”的方向發展，“屆時我的職位可能將由中國人來擔任，日立的名稱之前也能加上‘中國企業’這四個字”。

    日立只是外企的一個縮影。從“日立中國”到“中國日立”折射了外企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的本土化歷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履行承諾對外資開放了包括金融、電信、建築、分銷在內的眾多領域，制定、修訂、廢止了３０００余件法律、法規和規章，加強知識産權保護，投資環境進一步完善。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兩稅合併，外企身份逐漸與中國的民企、國企趨於一致。從最初的“超國民待遇”到同臺平等競爭，外企在中國的發展軌跡也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一種體現。

    生長：三大巨變

    ２００８年，在世界５００強的排行榜上，２６家中國企業赫然入列。它們全是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在亞洲品牌５００強排行榜上，中國聯想集團名列前十。儘管還不算非常強大，中國企業已經走到國際經濟舞臺的中央。三十年，滄桑巨變。

    巨變之一：中國企業實現了量級跨越，從“作坊時代”到“跨國時代”。

    １９７８年，中國離世界很遙遠，中國企業處在世界的邊緣。《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當年參觀了上海一家集成電路廠後，對工廠的落後狀況深為驚訝：“簡直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説，産品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而他的同行在重慶煉鋼廠竟然發現了一台１４０年前英國造的機器還在使用。

    我們已經很難確知當年最大企業的規模究竟有多大，但我們知道，１９８４年，剛剛當上副經理的柳傳志被問及對公司有何打算時，他信誓旦旦地回答：“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産值２００萬元的大公司。”

    １９７８年，全國國營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只有１０８９.９億元。如今，國資委監管的１４７戶中央企業一月的利潤平均就有８００億元到１０００億元。大型國企的家數在減少，但規模在擴大，從“作坊時代”走向“跨國時代”。２００７年，全國國企資産總額增至３５．５萬億元，最近十年年均增長９．８％。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佔據主導地位。

    國企的貢獻度更在增大。據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2007中國企業納稅百強排行榜顯示，國企是我國絕對納稅大戶，在企業所得稅納稅百強排行榜中佔有65個席位，納稅額佔77．84％。

    民企的發展速度與規模同樣驚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説，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GDP總量的約４０％、增量的約６０％，解決了城鎮就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大半、社會新增的非農就業的８０％以上。

    外企搭上中國經濟的快車，在發展中實現雙贏。短短３０年，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連續１６年居發展中國家的首位，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超過７７００億美元，世界５００強企業有４８０多家在華投資，設立地區總部近４０家。外企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作了積極貢獻，２００７年度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納稅百強貢獻稅收逾１５００億元人民幣。

    巨變之二：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躍升，從政企不分、民企戴“紅帽子”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２００８年９月，上海出臺規定，國企領導人不再沿用行政級別。這只是國企市場化改革的再次深化。如今，股份制已成國企改革的重要形式，國企法人治理結構在逐步完善。管理者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市場化機制在國企初步建立。

    民企市場主體地位的提升突出地表現在市場準入平等方面。上世紀９０年代初，出於對 “姓資”的壓力，一些私企爭戴集體企業“紅帽子”的苦澀記憶已一去不返了，２００５年２月，“非公經濟３６條”由國務院公佈，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兩年後，十七大報告明確，對非公經濟實行“兩個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護和經濟上的“平等”競爭，民營企業迎來騰飛的新契機。

    巨變之三：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覺醒，從利稅挂帥到企業公民。

    英國人胡潤在做中國富豪榜的同時還做慈善榜，記錄企業家們關注慈善的行為。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６日，他第二次發佈了“２００８慈善榜”，百富榜上榜企業家中有８０人為地震災區捐款。自２００４年以來，胡潤連續５年發佈慈善榜，１００位慈善家共捐贈了近１２９億元。

    “在改革開放３０週年之際，中國民營企業家們承擔社會責任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位英國人認為。他同時還將國家電網公司列入《２００８胡潤企業社會責任５０強》的第一名，因為這家國企累計向地震災區捐款及捐贈物資設備超過２．１億元。歷３０載歲月淘洗，國企、民企都在從單純對利潤、稅收的追求到構建“和諧企業”，經濟、社會效益並重中走向成熟。

    未來：改寫全球企業版圖的可能

    １９７９年，英國老牌雜誌《經濟學人》這樣預言中國的“未來”：１０年之後，中國將成為“同英國地位相當的中等貿易國家”，西方應該努力接受中國商品。歷史已驗證這一預見。如今，中國有上百種製造産品的産量居世界第一位，已成世界第四大生産國。一些經濟學家繼續“預言”，中國企業將會像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日本企業一樣，開始馳騁全球的旅程。

    的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走出去”。年初，中國企業最大一筆海外投資完成，中國鋁業公司聯合美國鋁業公司，獲得力拓英國上市公司１２％的股份，交易總對價達１４０億美元。今年第三季度，奇瑞汽車在海外的第８家工廠投運，這家“夾縫中擠出來”的汽車公司計劃２０１０年在海外的工廠達到１４家。民企新洲集團則把目光瞄準了俄羅斯的森林和石油資源……在利用境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過程中，中國企業正從世界商業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央。

    ２００８年深秋時節不斷加劇的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給中國企業帶來影響，另一方面也為中國企業參與“未來全球企業版圖改寫”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間。眼下，在長三角、珠三角等中國企業發達地區，不少企業紛紛做起“瘦身運動”，做精主業，“健體”以禦寒冬。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預計今年剝離２８２家企業、中國紹興黃酒集團剝離氨綸業務、江蘇華東科技轉讓飛東照明等股權、上海幾十家國企被明確界定主業範圍……“縮短戰線，擴大戰果”，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總裁黃迪南解釋説，“瘦身”既是國際經濟走勢和國內宏觀調控在起推動作用，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一個需要。

    “拳頭收回來，再打出去才更有力度。”浙江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也道出了其中緣由。這家過去號稱是“集專業製鞋、教育、金融等多元投資的全國無區域性集團”，如今不再把“教育”和“金融”作為自己的目標，而是聚焦主業，加大自主創新。

    在“瘦身健體”的同時，國內企業出海並購的腳步未曾停歇。8月，中海油在挪威完成了一項收購。不久前，招商銀行成功並購了永隆銀行。眼下，市場人士反映，國內的一些私募基金已在籌集，為在國際市場參與更大範圍的競爭而準備。

    中國經濟仍將保持持續快速的發展勢頭，未來中國企業的“生長”仍將繼續。財經暢銷書作者吳曉波説，中國眾多公司每每在週期性的宏觀調整中變幻著各自的命運。調整讓無數企業倍感壓力，也讓那些有遠見和能力的企業獲得了快速成長、超越同類的機會。當下，中國企業正在經受著內外經濟形勢種種挑戰的嚴峻考驗。“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那些倔強的種子，在寒風中依舊會生長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