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南京１２月８日電（記者 朱旭東）如流的人群緩緩移動，期盼的眼神，等待著名老中醫給自己把脈問診。７日上午，數千名南京市民來到山西路廣場，參加在這裡舉行的“中醫中藥中國行”江蘇站活動儀式，來自南京地區各家中醫醫療機構的６０多位名老中醫舉行的大型義診，是吸引市民的魅力所在。
“中醫中藥中國行”，這一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牽頭、２２個部門和單位共同舉辦的大規模中醫藥宣傳活動，已進入本年度的收官階段。江蘇，則是２００８年“中醫中藥中國行”活動的最後一站。２００９年，這一活動仍將舉行。
據了解，“中醫中藥中國行”今年已先後在山東、安徽等１２個省區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展活動，僅１２０場大型廣場義診宣傳活動就吸引了６０多萬人參加，並培訓了３．５萬名農村中醫人才，捐贈了１．２億元的醫療物資。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表示，這一活動的有效開展，進一步普及了中醫藥的文化和知識，讓更多群眾切身感受到中醫藥和民族醫藥的生命力，也提升了相關醫療機構發展中醫藥和民族醫藥的信心。
要成名中醫必須吃得“苦工夫”
新華社南京１２月８日電（記者 朱旭東 劉翔霄）中醫越老越吃香，但記者調查發現，中醫人才的缺乏已成為中醫界無法釋懷的問題：中醫藥大學的畢業生學成後只有部分願意去中醫院，不少學生成了醫藥代表，而到醫院的學生不久又因生存壓力轉行成了西醫，能靜下心甘守清貧鑽研中醫的人才少之又少。
記者從一些中醫藥大學了解到，為了適應市場需要，不少學校早幾年就開始採取中西醫結合的方式培養學生，理由是“方便他們將來找工作，也容易轉型。”但隨著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一部分中醫學生更重視可以獲得相對較高回報的西醫服務或其他非中醫服務，導致中醫人才流失嚴重，中醫人才不足。
江蘇省中醫院院長劉沈林表示，採取中西醫結合模式培養人才，從年輕的醫生看是複合型人才，但從中醫發展的角度看，這種複合型人才並不適應中醫的發展需要，因為他中醫學得不系統更不紮實。“學中醫做中醫的思想在學校就沒有樹立好，到醫院就容易重西醫淡中醫。”
很多中醫院的院長表示，學西醫的通過各種檢查就可以歸納出某種疾病並進行診治，基本是一種公式化的治療，很容易掌握。學中醫的學生畢業後，必須經過長期的師承教育，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中醫生。
據了解，江蘇省中醫院對新入院的醫生要求經過３年“臨證跟師”後，才可以上門診；經過５年的實踐達到主治醫師後，還要經過１年的“跟名師”過程，由名老專家通過實踐傳承。院長劉沈林説：“真正的中醫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貧，否則很難成氣候，而中醫院為此也要舍得投入而不能急功近利。”
為鼓勵更多人才學中醫愛中醫鑽研中醫，劉沈林等人建議，適當提高名中醫的掛號費等，更有利於體現名中醫的價值。在江蘇，中國名中醫的掛號費目前為每次５０元，在上海已經提高到２００元。江蘇名老中醫周仲瑛今年已８０高齡，目前每天仍堅持門診，雖然掛號費為１８０元，但黃牛已將掛號費炒到四五百元。“這是對知識的尊重，也能對年輕中醫産生積極的引導作用。”劉沈林説。
中醫自製藥劑應合理有序開發
新華社南京１２月８日電（記者朱旭東、劉翔霄）中醫、中藥自古不分家，但新的《藥品管理法》出臺後，令這一局面從此改變。記者採訪了解到，自製藥劑歷來被認為中醫醫療機構的“造血機器”，但ＧＭＰ標準的施行，已導致部分中醫院院內中藥製劑嚴重萎縮，中醫藥科研受阻，中醫繼承發展受到挑戰。
山西省中醫藥局局長文淵表示，目前中醫按照傳統方法炮製的丸、散、膏、丹均為製劑，審批過程複雜，加之不能完全擺脫西醫的評判，眾多中藥製劑因審批困難而放棄使用，嚴重制約了中醫藥的自主創新能力。
據山西省衛生部門統計，十多年前山西有８０００多個中藥製劑，五年前還在生産使用的只剩３３００多個，２００５年復審時又減至２０９４個。其中，申報資料符合要求並進行技術評審的只有１１５７個，最終只有約１０００個通過評審取得文號，其他製劑則放棄了使用。
文淵認為，造成中藥製劑在審批中“望而卻步”的原因首先在於費用，儘管藥監部門只收取５０元的評審費，但按照有關要求，提供完整的材料、相關的檢驗卻需花費２萬元甚至更高。
目前的中藥製劑審批不是首先考慮中醫理論是如何指導用藥的，而是以實驗室中藥是否有毒作為衡量標準之一。“作為一個試行辦法，其本身條款就是自相矛盾的。如規定審批前要求最少要有６０例臨床病例觀察資料，而未取得批號前生産製劑又屬違法，如何去進行臨床研究？”文淵説。
多位中醫院負責人認為，目前影響中醫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中醫藥製劑的生産審批。很多中醫的傳統製劑為驗方，在目前的科技條件下無法實現標準化生産，限制了一些傳統中藥驗方在臨床上發揮作用。很多祖傳秘方是臨床經驗總結，因為生産標準問題不能形成規模，所以只準在院內使用，只能開方子給本院病人用，最終可能導致許多傳統製劑失傳。
至於中藥製劑是否一定要像西藥那樣“説得清，道得明”，將成分藥理分得清清楚楚，江蘇省中醫院院長劉沈林認為“大可不必”。他表示，很多中藥處方是經過幾十年乃至上千年積累下來的，臨床療效非常奇特，臨床使用對人體也沒什麼毒副作用。
江蘇省中西醫結合學會副會長張華強認為，中藥製劑應該有序開發並建立退出機制，對使用多年但療效一直不好的製劑應淘汰或升級，開發新的製劑進行替代。醫院製劑涉及中醫發展的關鍵，必須加強扶持、監管和引導。
中醫希望獲得與西醫“平起平坐”的政策
新華社南京１２月８日電（記者朱旭東、劉翔霄）處於弱勢的中醫要生存並取得發展，離不開各級政府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在當前對衛生投入普遍不足的情況下，基層中醫醫療機構並不指望能有特別的投入，而是希望能獲得與西醫平起平坐的同等政策。
經濟問題被認為是制約中醫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表現為中醫服務項目少且定價低。在國家發改委核定的３９９６項醫療服務項目中，中醫項目只有９２項。這一狀況導致中醫機構經濟效益較差，在業務收入中所佔比例小，影響了醫院提供中醫服務的積極性和對中醫再投入的規模。
無法同等享受公共衛生資源，也制約著中醫院的發展。記者採訪中了解到，縣一級中醫院的病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為“１２０”急救熱線不到中醫院，病人都被送到了人民醫院，“１２０”也成了當地人民醫院的專車。江蘇丹陽中醫院副院長丁家祥無奈地説，醫院門口經常有“１２０”呼嘯而過，有些交通事故即使發生在中醫院附近，“１２０”也不會將病人送來。
儘管近年來，各家中醫院的現代醫學設備和人才逐步多起來，現代醫學服務也佔有相當比例，但急救系統仍不能認可其救治能力。“這一現象短期內很難改變，但有必要給予中醫院同等待遇，否則中醫院的急救能力永遠得不到提高，也永遠無法分享急救資源。”江蘇省中醫藥局綜合處處長朱岷説。
目前，各級政府都表示要重視中醫藥發展，但如何發揮中醫藥的作用，並沒有具體可操作的要求和考核指標。而在一些項目上，不僅相關政策沒有“發揮中醫藥的作用”，甚至存在歧視。江蘇省中醫院院長劉沈林説，江蘇省中醫院屬三級甲等醫院，但每個住院病人在同城的三級西醫院最高能報銷１２８００元，在江蘇省中醫院最高只能報銷９７００元，超出部分只能自己承擔。
很多中醫醫療機構的負責人表示，儘管各級政府都提倡中西醫並重，但實際運作過程中，不管是資金的調撥還是設備的發放，中醫基本是放在次要地位的。“我們不求優先發展，但求同等待遇。”
中醫“西化”？現代化診療手段可為中醫所用
新華社南京１２月８日電（記者朱旭東、劉翔霄）如今到中醫醫療機構就診，不再是傳統的“望聞問切”，醫生給患者開的藥也夾雜了很多西藥，醫院引進了先進設備和西醫人才，這被很多業內人士譴責為“西化”。記者在江蘇和山西採訪發現，“中醫西化”既有中醫院維持生存發展的主觀因素，同時也是患者就醫的客觀需求。無論使用多先進的設備開展多複雜的手術，只要仍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提供以中醫藥治療為主的行醫模式，仍不失中醫本色。
自清末傳入中國以來，西方醫學動搖了中醫藥學在中國醫療衛生服務領域的統治地位，並逐漸成為主流醫學。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２００４年，中醫醫療機構的病床及衛生人員數量僅佔全國醫療總資源的９％左右，這一比例目前還在逐年下降。
從業務收入數字也可看出中西醫發展差距。江蘇省中醫藥局局長吳坤平介紹，中醫強省江蘇中醫年業務收入超過５０億元，佔全國的十分之一。但江蘇省醫療市場每年産生的業務收入超過５００億元，已相當於全國中醫的業務總收入。
導致基層中醫藥萎縮的關鍵因素是“不賺錢”。江蘇省中醫院院長劉沈林説，中醫提供的服務多但利潤低，純中醫科室生存相當艱難。中醫有一種傳統的鎖骨復位手法，收費只需幾十元，效果非常好。但西醫對此則必須進行手術治療，費用一般為三五千元。迫於生存需要，一些中醫院只能對骨科病房進行改造並引進手術項目。
江蘇省中醫院專設的“名醫堂”匯集了數十名老中醫，吸引大量周邊省市的患者，甚至出現黃牛炒專家號的現象。這些老專家，基本上不採取西醫的各種檢查，但他們並不排斥西醫。劉沈林表示，對一些疑難雜症，中醫同樣要參照各種檢查，因此引進西醫人才和手術科室，是解決病患就醫需求的客觀要求。“中醫借助先進的診療技術，不是西化，而是為我所用。”
“如果華佗再世，他也會借助現代化的醫療設備。”江蘇省中西醫結合學會副會長張華強認為，無論中醫院還是西醫院，在醫療服務提供內容、方式、手段上更多地體現為綜合性，高新醫療儀器設備應該廣泛地用於疾病的診斷治療過程。
張華強表示，認定一家中醫院沒有“西化”主要看四點：中醫的主體是否存在，技術人員是否佔主體；管理體系是否符合中醫發展規律；實現的服務手段和方法是否以中醫為主；核心競爭力是否仍是中醫技術和中醫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