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內外貿易的幾個認識問題

商務部部長 陳德銘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還在擴散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和衰退的趨勢更加明顯，包括我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影響也日漸擴大。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宏觀政策，提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方針和“一攬子”應對計劃。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要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溫家寶同志也指出，“我們強調擴大內需，絕不能放鬆出口”；“努力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這是保增長、保就業的現實需要，也是調結構、增效益的重要條件”。因此，充分認識國內、國際貿易及內需與外需的關係，更好地發揮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已成為當前應對危機的重要課題。鋻於此，有必要客觀全面地看待三個關係，即貿易與增長的關係、內需與外需的關係、自由與保護的關係。

    一、貿易與增長的關係

    當前全國各地保增長的任務很重。無論從國際經驗還是我國實踐來看，貿易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後進地區起飛的必由之路。但是，按照我國現有核算國民經濟的支出法計算，會得出貿易尤其是外貿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很小甚至可能為負的結論，這明顯低估了貿易的功能和作用。

    貿易的歷史演變與一般作用。貿易活動很古老，自原始社會末期就開始了。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貿易）是商品交換的發達形式。貿易形式不斷高級化，從物物交換、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發展到貿易産業獨立的交換，從易貨貿易、集市貿易到期貨貿易、電子貿易，從國內貿易發展到國際貿易。貿易是商品交換活動的總和，處在社會再生産過程的交換環節，連接著生産和消費，通過交換實現商品的價值。因此，貿易具有價值實現功能，代表了市場最終的需求。市場經濟以銷定産，即消費決定貿易，貿易決定生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為貿易導向型經濟。擴大市場、爭奪市場、佔領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在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上是完全一致的，其根本區別在於國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貨幣、稅收及管理等之間的矛盾。據學者的研究報告，美國—加拿大雖然是自貿區，但兩國間貿易相當於國內貿易徵收了40%以上的關稅。總之，貿易活動促進了世界市場的形成，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了人類向高級文明演進。

    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貿易能擴大市場、深化分工、提高效率、促進增長、革新制度，所以國際貿易理論認為，“貿易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從經濟發展史來看，貿易中心國家都是經濟強國，17世紀上半葉荷蘭成為貿易中心，同時也是經濟最強的國家。其後貿易中心轉移到英國，然後是美國等。國際貿易增速一般是經濟增速的1.5倍左右。1948—2007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長9.7%，明顯超過同期世界經濟和人口增長速度。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出口年均增長18.1%，比經濟增長快8.3個百分點；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7年來，我國出口年均增長28%，比經濟增長快一倍以上。所以，貿易尤其是外貿，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貿易是後發國家經濟起飛的必由之路。日、德經濟也曾相對落後，日本二戰後把“貿易立國”作為國策；德國人口只有我國的1/15，但貿易額居世界第一，人均貿易額是我國的17倍。東亞“四小龍”、“五小虎”的騰飛，都實行了“出口導向”戰略。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貿易尤其是外貿的貢獻功不可沒。鄧小平同志曾經説過，“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許多國家都想同我們搞點合作，做點買賣，我們要很好利用。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歸納起來看，後進國家要走向發達之途，都要通過擴大開放和利用國際市場。

    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被低估。我國及國際上多數國家目前用支出法來衡量外貿對GDP的貢獻，即用凈出口與投資、消費並列作為經濟增長的三大因素，而不是用出口總額或外貿總額來衡量經濟增長。該方法存在的缺陷是，只有在順差上升或逆差減少時，外貿對GDP的貢獻才能為正。比如，2003年我國出口增長高達創紀錄的35%，但外貿對GDP的貢獻卻為-2.6%。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貿出口連續數月大幅下跌，但由於順差擴大，其對GDP的貢獻反而加大。如果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看，由於進出口是平衡的，外貿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零，這種結論與經濟發展現實嚴重背離。因此，或者需要一種比GDP更完整的方法來反映經濟的增長，或者需要修正該計算方法的缺陷，使其更準確地反映貿易的功能與作用。

    二、內需與外需的關係

    傳統的內需概念，可分為投資與消費兩個部分。投資既表現為在生産形式上對生産資料的消耗，又表現為在貿易形式上銷售或進口的擴大，還表現為在收入分配上對勞動者工資的增加，部分工資再轉化為消費，故其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也為我們長期以來所熟悉和使用。然而，由於投資中信貸的放大作用和産能的不斷擴張，往往容易引發通貨膨脹與經濟過熱，以至於在一個高潮之後，不得不採取從嚴的政策加以宏觀調控。

    內需中的消費指國內最終消費品（含進口商品）價值的實現，在內貿上通常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來表示。由於我國經濟發展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國民收入少，社會保障體系水平偏低，傳統文化中的節儉意識濃厚，目前國內儲蓄率在50%左右，消費水平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同時，進一步研究表明，中國儲蓄率快速增長是在2002年以後，其特點是居民儲蓄率平穩增長，企業儲蓄率明顯上升，因此儲蓄率增長並不反映居民購買力增加。據2008年統計，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量佔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該增量佔GDP的比重，分別只有35.3%和15.1%。1997—2007年，就各項可支配收入佔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而言，企業從13%上升到22.5%，政府部門僅上升兩個百分點，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則較大幅度下降。這一現象也從側面反映了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滯後和企業成本、利潤的扭曲。

    外需可廣義地詮釋為國際市場對我國生産資料和最終消費品的需求，通過外貿出口的方式實現價值，統計上表現為外貿出口總額。總體上看，我國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強，消費的拉動作用相對較弱，所以擴大消費是關鍵。

    內需與外需應協調發展。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內需和外需的重要性存在差異。一般來説，外貿對小國的作用大於大國，在經濟起飛階段的作用大於成熟階段，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大於發達國家。同時，內需與外需是互相密切影響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擴大內需可以相應增加進口，維繫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從而為穩定出口奠定基礎；內需的擴大也會增強外需優勢，因為內需增加會加劇國內市場競爭並提高我國産業的國內競爭力，從而相應提升這些産業的國際競爭力。實踐證明，我國國際市場份額高的紡織、輕工、家電等産品，都是在經過國內充分競爭後再走向國際市場的。另一方面，通過穩定外需可以穩定國內就業和勞動者收入，為擴大內需尤其是最終消費增強貨幣支付能力，同時也增加投資機會。比如，近6年既是我國外貿快速增長的時期，也是我國消費與投資增速較高的時期。據國家統計局研究，出口每增長1%，可以拉動消費增長0.68%、拉動投資增長0.74%。反之，外需下滑也將拖累內需，比如1998、1999年我國出口年均僅增長3.3%，消費與投資年均僅分別增長6.8%和7.7%，都是多年來的低點。當前沿海地區出口下降，消費與投資也跟著下滑。國際上也是如此，在此輪金融危機中，大多數國家都是因為外需下降，遂波及內需及整個經濟回落。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穩定外需就是穩定內需。我國正處在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期，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協調內需與外需的可持續增長，顯得尤為重要。

    關於積極擴大內需問題。積極擴大內需，尤其是積極擴大消費需求，是內貿工作要長期堅持的方針。我國仍處在並且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於這個階段消費與積累的關係，應該有一個戰略規劃和實施計劃。現階段城鄉居民的消費是理性的，也是對具有貨幣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的正確反應。要提高消費的比重，需要調整國民收入中一次分配的比例，需要加大對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也需要加強對城鄉流通服務設施的建設。我們可以大致計算出多少減稅和增投換來多少消費的增加，還可以大致計算一下增加投入與促進消費之間的邊際關係，即每增加單位投入帶來的消費增加是遞減還是遞增，為宏觀決策提供依據。商務系統的實踐已經證明，只要把流通領域的工作做細做實，即使在現有社會保障條件和消費文化環境下，通過完善農村流通網絡、加強城鎮社區服務體系建設等，妥善解決好有錢不敢花、有錢不便花的問題，消費需求仍可以得到增加。

    關於外貿依存度問題。國際上習慣把外貿與GDP的比值稱作外貿依存度。1980—2007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從12.5%上升到66.2%，高於美、日20%左右的水平，但低於發展中國家82%的水平；2008年由於人民幣升值等因素，我國外貿依存度下降了約6個百分點。其實，外貿“依存”度並不等於國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度，更不等於風險度，國際組織從來沒有把該比值與風險挂鉤，新加坡、中國香港等的外貿依存度遠遠高於“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但沒人認為前者比後者風險大。從理論上説，外貿依存度的計算方法也存在爭議，其分母GDP是增加值，分子外貿額是交易值，經濟內涵不相對應。如果為了把外貿與內貿做一個對比分析，也可據此設一個“內貿依存度”，把社會生産資料銷售總額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和與GDP作比值，2007年我國該數值高達124%，是同期外貿依存度的兩倍，2008年的數值倍數還更高。如果考慮到我國近一半的外貿出口是加工貿易形式，以及匯率、購買力平價等不可比因素，我國外貿依存度則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以外促內”帶動擴大內需。我國有13億人口，人均GDP在全球雖列100位之後，但高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將給國內消費市場帶來巨大潛力。同時，開拓國內消費市場僅靠自身循環是十分緩慢和有限的，尤其是擴大消費需要通過擴大就業、增加收入來實現，因此充分就業在我國就顯得尤為緊迫。縱觀世界66億人口，除我國外仍有53億人口的大市場，並且其中四成多人口的人均GDP和購買力遠超過我國。世界進一步開放和經濟全球化進程會遇到挫折，但其大趨勢不會改變，國際貿易仍將在總體上快於世界經濟增長。我們要順應這一潮流，積極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民族復興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世界經濟大國都曾在國際貿易中佔據較大份額：英國、美國都曾佔25%以上，德國、日本也曾佔10%以上。中國作為比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人口總和還多4億的大國，現在貨物貿易不到世界的9%，服務貿易不到世界的4%。在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我國貨物和服務貿易即使逐步升至世界的15%—20%左右，也是完全正常的。當前，國際市場的萎縮給穩定外需帶來了巨大困難，也蘊藏著極大機會。西方發達國家由於自身原因正在失去或退出一部分市場，各國經濟刺激計劃也增加了新的市場，此時我們如能及時因勢利導，加快“走出去”步伐，用“走出去”帶動我國産品尤其是機電設備出口，完全可以為長遠開拓國際市場打下一個堅實基礎，近期拉動就業和內需的效果也將十分明顯。

    三、自由與保護的關係

    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形勢下，一些國家紛紛出臺保護措施，發達國家也相繼提出“産業回歸”、“再工業化”、“買國貨、雇國人”等觀點。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與貿易地位上升，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增多，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我們要推動自由貿易，積極維護多邊規則，爭取率先走出危機的困擾。

    自由貿易符合世界人民的福祉。自由貿易能擴大市場、深化分工和促進競爭，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歷史上那些經濟活動高效的國家，往往都是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為促進國際貿易的自由發展，1944年世界各國在吸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倡導組建國際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1948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正式生效。此後，經過GATT的八輪談判，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大幅度降低，並成立了世貿組織（WTO）。60多年來，世貿組織（含其前身GATT）成員從23個增加到153個，形成一整套國際貿易規則，有力地維護了自由貿易秩序，多數國家在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中獲得較快發展。這些貿易規則也有利於在當前的危機形勢下避免世界重走上世紀30年代競相保護、惡性循環的老路。自由貿易總是與對外開放聯絡在一起，我國對外開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多邊貿易體系下自由貿易成功的一個佐證。

    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交織在一起。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史表明，既不存在純粹的自由貿易，也不存在純粹的保護貿易，而是二者在規則下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與結合。國際競爭力的強弱是衡量自由與保護的尺度。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經濟格局的調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儘管社會財富在增加，經濟總體在發展，但是，由於馬克思所揭示的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人佔有之間不可調和的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依然存在，經濟的全球化造成全球範圍的産能過剩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找到了飯碗，另一部分人丟失了飯碗，“反全球化”聲音甚囂塵上。貿易保護作為一種利益維護的客觀需要，對政府意味著稅收和穩定，對企業意味著生存和利潤，對工人意味著就業和飯碗。貿易政策反映了特定階段的國家或集團利益，提倡自由或實行保護，都是維護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然而，畢竟開放與貿易比閉關鎖國有利，過度的保護必然招致對方國家的反制，於是經過長期爭鬥與磨合，達成了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的妥協，並用規則加以固定成律。

    貿易保護主義得不償失。貿易保護和貿易保護主義是兩個概念，世貿組織允許各國合理保護自身利益，其規則中存在例外、幼稚産業保護、貿易救濟、特殊和差別待遇等保護條例。但貿易保護主義不同於正當的貿易保護，是對多邊貿易規則中救濟措施的濫用，不但會損害本國消費者利益，也容易招致對方的報復，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拯救不了本國經濟。比如，印度今年1月禁止進口中國玩具，引起其國內玩具價格上漲30%以上，有的地方玩具脫銷，消費者普遍抱怨，不得不又對進口禁令作出修訂。美國上世紀30年代全面提高關稅，遭到其他國家報復，美國自己的出口也因此下降70%。在當前世界經濟衰退的形勢下，各國要共克時艱，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即使是合理的貿易保護也應十分慎用。

    積極推動多邊規則下的自由貿易。今後相當長時期，我國仍將為解決就業、發揮人力資源優勢而推動出口較快發展，以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空間。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我國初級階段特點所決定的。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嚴重困難，貿易保護主義只能使世界經濟雪上加霜，更不利於我國的和平發展。為此，我們要積極支持自由貿易，維護開放、公平、公正的國際貿易體系，推動多哈談判早日取得成功，為困境中的世界經濟帶來新的亮色。同時，我們要始終秉持開放的心態，促進進出口貿易和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妥善處理經貿糾紛，以對外開放帶動擴大內需，堅定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