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域面積15.1%列入自然保護區

    在中國，大熊貓野外個體數量增長到1596隻，人工繁育個體數量超過200隻；朱鹮從1981年發現時的7隻發展到目前的1400隻；揚子鱷從200多條發展到1萬多條；紅豆杉栽培面積達到近5000公頃……這些成就的取得，與自然保護區建設的快速推進是分不開的。

    在第23屆國際保護生物學大會開幕式上，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説，到2008年底，中國林業系統自然保護區數量達2006處，面積1.23億公頃，佔國土面積的12.78%，使300多種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130多種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主要種群及其棲息地得到良好保護，有效保護了90%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85%的野生動物種群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

    而來自會議的另一組數據表明，包括林業系統的自然保護區在內，中國共有各類自然保護區2538處，面積1.49億公頃，佔國土陸地面積比例15.1%，包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303處。

    “今天，中國自然保護區數量和面積都增加了許多倍，自然保護區面積與國土面積的比例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國家林業局保護司自然保護區管理處處長李忠説。

    尋找生態與經濟的平衡點

    陳佑平是四川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令他自豪的是，經過幾年的探索，建立於1965年的王朗自然保護區，在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間找到了較好的平衡點。

    成立之初的幾十年裏，王朗保護區的主要保護工作就是看山護林，由於沒有明顯的經濟效益，保護區的工作很難得到當地民眾的支持。從1997年以後，保護區開始引進並建設生態系統監測體系，對於區域內大熊貓等生物種群的狀況、土壤、棲息地等進行系統觀測研究，吸引了眾多科研院所以此為基地進行研究保護。保護區還結合當地獨有的白馬藏族民族風情，開展生態旅遊，增加觀鳥、觀花等項目。

    陳佑平説：“現在，當地的民眾，對保護區的工作非常支持，碰到偷獵等不法行為還會主動舉報，民眾與保護區在根本利益上達到一致，相處得十分融洽。”

    李忠分析説，生態保護成效跟經濟發展程度緊密相關。除了少數幾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外，中國絕大部分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尚未列入中央財政預算，更多需要依靠地方財政。在一些不發達地區，仍存在地方財政無力支持保護區的情況，投入的長期匱乏，使得部分保護區缺乏建設管理基本資金來源，生存日益艱難。此外，由於被劃為保護區後，當地政府不僅要承擔起養護費用，一些經濟活動還受到限制而得不到補償，甚至出現了少數地方政府傾向於不報建自然保護區。

    針對此狀況，李忠建議，應積極推進立法進程，為自然保護區全部納入國家財政預算提供法律依據，同時，要理順管理體制，並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的原則管理自然保護區。此外，應通過幫助區內居民改變不合理的生産生活方式，在保護區內科學、合理地發展生態旅遊等形式，實現自然保護區的發展與群眾生活改善的雙贏。

    嘗試多種形式的生態補償

    “從2004年起，國家實施了國家重點生態公益林建設補助政策，按每畝5元的標準，對已確定的6.99億畝國家重點公益林予以補償，其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森林是重點補償範圍之一。該措施的實施，有助於協調處理好生態保護與群眾收入間的關係。”李忠説。

    據李忠介紹，近年來，隨著現代林業建設的開展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實施，一些地方結合國家重點生態公益林建設，開展了自然保護區內集體林長期租賃的嘗試。在浙江省開化縣境內的古田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政府通過國家、地方公益林補助資金和地方財政資金配套對村民做出資金補償，將保護區內的集體山林租賃給保護區。村民享有統管山林的收益權，對統管山林大、收益較多的村（組），除興辦公益事業和必要的開支外，每年的集體林木收入直接用於農戶分配的比例原則上不少於40％，以體現村民共有。

    此外，在中國，一些非政府組織也在積極嘗試通過市場手段，推進自然保護區的發展。比如“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由“中歐生物多樣性項目”和“保護國際”提供資金支持，在青海湖周邊區域內開展了4個協議保護項目。他們通過與牧民的協商認可，把草場圍欄上的刺絲拆除，並把圍欄高度降低，這樣生活在當地的普氏原羚跳過圍欄時就輕鬆許多。同時社區參與針對普氏原羚的監測巡護活動，而牧民們則根據協議得到一定的經濟補償。（鄂平玲 葉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