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英魂——獻給為共和國捐軀的先烈們
新華社北京９月２６日電（記者白瑞雪、張宗堂）這是新中國誕生前的最後一個傍晚。
在剛剛結束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率全體政協委員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
紀念碑正對著天安門。天安門身後的紫禁城，是昔日的皇家宮殿。
一個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任何王朝的嶄新國家，選擇用這樣的方式來銘記構築她的基石——千千萬萬為民族獨立與解放而犧牲的人民英雄。
又一個甲子過去。民政部門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共１７５萬餘人。然而，據估算，僅在革命戰爭年代犧牲的先烈就有約２０００萬人。
在這些有名和無名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那麼鮮活、那麼年輕、曾經為了夢想孜孜追求的生命。他們作為一個整體，標記著共和國的起點和一路走來的漫漫征程。
共和國的奠基者——他們描繪了新中國的藍圖，他們生命的彩虹，化作五星紅旗上最鮮艷的色彩
一對漢白玉鑄成的風帆托舉著中國工農紅軍的軍徽，高揚在於都河的波浪之上。
在鐵道遊擊隊戰鬥的微山湖邊，在八路軍出師抗日的黃河堤旁，在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的長江岸畔，中國大地上到處都有這樣的紀念碑。
它們不約而同地以帆作碑，似乎寓示著在漫長歲月裏，中華民族革命的航船是如何于驚濤險浪中駛入新中國幸福的港灣。
７５年前的１０月，就在於都渡口那個後來樹起紀念碑的地方，時任贛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與葉劍英分手話別，目送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長征結束時，４支紅色大軍僅剩下５．７萬人，有１６．６萬名將士戰死或失散在長征路上。而沒有參加長征的劉伯堅，也在中央紅軍出發５個月後被害於江西大余縣。
４０歲的劉伯堅留下遺書：“我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弟為中國革命犧牲毫無遺恨，不久的將來中國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熱血不是空流了的……”
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佔據劉伯堅全部思想的，仍然是大寫的“中國”。
從１９世紀中葉起，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就是中華民族百年不變的夢想。
太平天國運動、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在各種力量嘗試了各種救國方案之後，黑暗的中國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在這茫茫夜色之中，中國共産黨人的目光穿透黑暗，看到了光明的未來。
從成立之初起，這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就確立了“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的奮鬥目標。
但，新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通向民主共和國的路究竟有多遠？
犧牲每增加一分，中國就向著答案迫近一步。
身體倒作鋪路的石，鮮血凝成照明的燈。在２８年的艱辛探索中，多少像劉伯堅一樣的志士為理想而捐軀。
１９２７年，李大釗被軍閥殺害時，年僅３８歲。作為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和中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曾這樣預言：“不出十年，紅旗將飄滿北京……”
拒降，甚至拒絕營救。就義前最後的照片上，３６歲的方志敏神情淡定從容。
“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淒涼的荒地！”方志敏在獄中寫下的《可愛的中國》中所述，何嘗不是日後新中國的寫照？
抗日烽火中，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一次突圍時不幸殉國。他在給親人的信中寫道：“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鬥，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
在決定中國兩種命運的最後決戰中，１９歲的戰士董存瑞托起炸藥包、高喊著“為了新中國，衝啊”，讓敵人的碉堡和自己的身體一起消失在了沖天的火光中……
沒有誰，比這些革命者更熱烈地期盼著新中國的到來。他們的呼喚如驚雷掠地，他們所描繪的藍圖如同他們的犧牲一般絢爛。然而他們卻沒有看到新中國誕生的那一天。
即使是在新中國宣告成立的時刻，仍然有不少烈士在黎明時倒下。
此時，國民黨的“陪都”重慶仍籠罩在黑暗之中，歌樂山下的白公館和渣滓洞關押著大批共産黨人，２９歲的江竹筠是其中的一位。她有著一個永遠年輕的稱呼──江姐。
“她個子不高，身子很瘦，但臉上胖胖的，扎兩根短辮子，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曾經與江竹筠關押在渣滓洞同一間牢房的盛國玉回憶説。
獄中的江竹筠多次受刑。老虎凳、辣椒水、竹籤一次次摧毀了她的身體，卻沒能從她口中獲得任何信息。看到她教大家學英語、用自製的紙筆寫字，盛國玉由衷地感到，這是個有文化、了不起的人。
多年後，盛國玉才知道，畢業于四川大學的江竹筠那時已從事地下工作１０年。而就在她被捕前夕，她的愛人——擔任下川東地委副書記的彭咏梧不幸犧牲。
新中國成立的消息，並沒有傳到渣滓洞。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的幾天后，在距渣滓洞幾公里處的白公館監獄，人們得知了開國大典的盛況。他們在一床繡花被面上繡上了五個五角星，因為沒有見過國旗，一顆大星繡在中央，四顆小星分居四角。
大家説，等到重慶解放，我們要扛著這面紅旗去迎接我們的黨，去迎接解放。
這是個未能實現的約定。
１９４９年９月起，瘋狂的大屠殺席捲歌樂山。
“那天晚上，我們聞到了血腥味。”８３歲的盛國玉回憶説，１１月１４日傍晚，江竹筠被國民黨特務押出牢房，從此沒有回來。
盛國玉清楚地記得，在走出牢門時，江竹筠把一張貼身而放的相片拿出來親吻，然後又放進“心口”。
照片上是她的幼子彭雲。江竹筠犧牲時，孩子只有３歲。
１１月２７日的最後一場大屠殺結束時，已有３００多名革命者倒在了晨光馬上就要撕破黑夜的時刻。渣滓洞的女牢裏，盛國玉是唯一的倖存者。
３天后，重慶解放。四川全省的棺木，被緊急調往山城……
今天，歌樂山烈士們的照片排列在紀念館的墻上，深邃的目光與參觀者們靜靜對視。
那是一張張多麼俊美的年輕面龐啊。照片中的女性大多身著精美的旗袍，男子無不西裝革履。他們中的大多數受過良好的教育，來自殷實富足的家庭。
在投身革命之際，他們並不是沒有其他選擇。只是，在革命者的心中，在國與家之間，他們只能作唯一抉擇。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淩晨，共和國即將迎來第一個黎明。直到４點多，毛澤東還沒有睡意。
他對衛士説，我們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同志獻出了生命，如果他們能看到今天這種場面，一定比我們還高興……
共和國的保衛者——他們守護著這片土地，他們倒下的地方，高聳起民族不可侵犯的高貴和尊嚴
青松覆蓋的山林掩映著石壁。石壁之上，朱紅的油漆銘刻著中國軍人的名字——
黃繼光、朱有光、王萬成、邱少雲……
這是朝鮮的五聖山。半個多世紀前的朝鮮戰爭中，中國的軍用地圖把它標為“上甘嶺”，美軍則稱之為“三角形山”。在這裡打響的上甘嶺戰役，成為朝鮮戰爭中最激烈的一戰和悲愴的一頁。
３年抗美援朝，包括毛澤東之子毛岸英在內的１１萬中華兒女，長眠在了朝鮮的土地上。
“新中國建立了，老家也分房分地了，我就該回家種地享太平了。”當年的志願軍第１５軍４５師１３５團７連連長、８３歲的一等功臣張計發回憶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個１０月，他所在的部隊正在廣西與國民黨殘敵作戰。
張計發沒有想到，這並不是他的最後一仗。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軍接到新的命令——開赴朝鮮。此時的朝鮮戰場上，志願軍首批入朝部隊已參戰１００多天。
“到了東北看到瀋陽的大煙囪，感覺祖國真偉大，不能讓美國鬼子破壞了。等到過了鴨綠江，看到朝鮮的新義州被炸平了，我們更是定下決心，就是死在朝鮮，也不能讓敵人佔我們祖國的一寸土地！”張計發回憶説。
上甘嶺戰役的第一個晚上，部隊就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軍長説，豁出去了，就算１５軍打光了，一寸土地也不能丟！
師長説，即使只剩下我和政委兩人，我們也會在前沿陣地上繼續戰鬥！
一夜交鋒，敵人在陣地上留下４００多具屍體，張計發所率１６０多人的７連傷亡一半。
戰鬥最激烈的１０月３１日，６連副連長李德斌找到張計發説，現在我聽你指揮，我連只有我一個人了。２９師前來支援的一個連一路打到團指揮所報到時，也只剩下一位副連長……
上甘嶺的其他陣地上，同樣滿山英烈，遍地英雄。
１０月１９日夜，２１歲的黃繼光用胸膛堵住了敵人的機槍眼。
此前的１０月１１日夜，為配合上甘嶺戰役，同樣２１歲的邱少雲在奉命潛伏時，被敵軍偵察機拋下的燃燒彈點燃了身體。
大火熊熊燃燒的３０多分鐘裏，邱少雲紋絲未動。
硝煙散去，邱少雲匍匐處，只剩下一雙深深插入泥土的手。那雙手，仿佛是伸向大地的問號與驚嘆號──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士兵？！
無論是否獲得勳章與稱號，志願軍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英雄。在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較量中，他們以口徑不一的步槍和還不具備作戰能力的空中力量捍衛了新生共和國的安全，把擁有先進陸海空軍和原子彈的美國人打到了談判桌邊。
“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承認，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沒有取得戰爭勝利而簽署停戰協定的將軍。
正如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所言，一個覺醒了的，敢於為祖國光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無論他們面對的是侵略者，還是其他難以預料的威脅。
今天，中國萬里邊防雖無戰事，卻並不意味著沒有犧牲。新中國成立６０年來，僅在西藏邊防因公犧牲的官兵就達１萬餘人。
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成為佈滿“高原紅”的老兵之前，就被高原心臟病、高原肺水腫以及突如其來的雪崩、泥石流奪去了生命。
仍然是這支保家衛國的人民軍隊，在洪水襲來的１９９８年，痛失高建成、李向群；在抗擊非典的２００３年，李曉紅獻出了生命；在抗震救災的２００８年，烈士名冊上又多了邱光華、武文斌……
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産安全的，不僅是武裝軍人。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的湖南衡陽火災，在４００多名群眾安全脫險之後，突然倒塌的樓房，把２０名消防官兵埋在了廢墟下；２００４年８月，在禁毒一線已工作１２年的雲南省臨滄市鳳慶縣公安局禁毒大隊副大隊長吳光林，被一名毒販開槍擊中頭部……
任長霞、譚東、蓋起章、楊松林、雷宏……烈士的名單太長、太長。公安部的統計數字表明，從新中國成立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先後有１０７６８名民警光榮犧牲。
他們的戰友們，仍在執著地守護著共和國每一個忙碌的白天和寧靜的夜晚。
共和國的建設者——他們改變了國家的面貌，他們獻身的事業，是今日一切幸福的源泉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新中國國慶５０週年前夕，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
在受到表彰的２３名科學家裏，７人已經不能親自來領取那金光閃閃的勳章。人們注意到了其中一個並不熟悉的名字：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勳章的郭永懷。此時，距郭永懷遇難已有３０年又９個月。
如果説抗美援朝的將士是用一次次衝鋒發出正義的誓言，“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們就是用升騰的蘑菇雲攥起了中國的拳頭。
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曾感慨，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在“向科學進軍”的召喚下，包括郭永懷在內的一大批優秀科學家紛紛從海外回國。
“我們那批留學生，出國就是為了學成回國，根本沒有想過其他的選擇。”郭永懷的夫人、９０歲的中國科學院教授李佩説。
李佩和郭永懷相識于中國的西南聯大，相戀于美國東部的康奈爾大學。
日本飛機在中國大地上的狂轟濫炸，促使郭永懷從光學轉學航空。留學美國，郭永懷師從“航空之父”馮·卡門，與師兄錢學森結為好友。１９４５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他進入康奈爾大學任教，很快成為航空學院的佼佼者。
在日後發表的《我為什麼回到祖國》一文中，郭永懷這樣闡述他的初衷：“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責任回到祖國，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設我們美麗的山河。”
一到康奈爾大學，郭永懷就聲明，我遲早要回中國的，不要讓我從事機密的研究工作。美國移民局讓他加入美國國籍，被他拒絕了。
就在準備回國的錢學森被美國政府扣留的同時，郭永懷的行動也受到了限制，連假期去英國講學也沒能獲得批准。直到１９５５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議達成僑民可自由回國的協議，郭永懷才得以啟程。
在李佩的記憶裏，回國後的日子異常忙碌。郭永懷不睡午覺，週末不休息，從美國帶回的一大沓古典音樂唱片也已塵封。
研製核武器，緊迫而神聖的國家使命下，郭永懷的頭髮很快變得花白。
郭永懷加入到鑄造和平盾牌的行列。這位在跨聲速流與應用數學方面馳名世界的力學家，與實驗物理學家王淦昌、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一起，形成了中國早期核武器研製的三大支柱，人稱“三尊大菩薩”。
對於丈夫的秘密工作，李佩毫不知情。每一次往返于北京和青海的試驗基地，年過半百的郭永懷總是簡單地説“我要出個長差”。到哪、去多久只字不提。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北京城滿街都是“號外”。李佩注意到，這次出差回來的郭永懷特別高興，常常同時“消失”的王淦昌還特意請郭永懷夫婦去家裏吃飯。
李佩猜出了丈夫工作的內容。多年後，人們告訴她，在巨響驚醒戈壁大漠的那一刻，疲倦之極的郭永懷淚流滿面，癱倒在地。
最後一次返航，郭永懷卻沒有歸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５日，郭永懷在青海基地發現一個重要數據，急於趕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飛機。大家勸他換個時間，郭永懷堅持説，夜航打個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飛臨北京機場上空時，飛機突然扎向地面。
機上唯一的倖存者回憶説，在飛機失去方向的一剎那，有人高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
當人們從機身殘骸中找到郭永懷時，他與警衛員牟方東緊緊地抱在一起。兩具燒焦的遺體被吃力地分開後，中間掉出一個裝著絕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無損……
１９８８年，郭永懷的塑像在他當年工作的辦公樓前落成。李佩把他和牟方東的骨灰，一起從八寶山移到了塑像的下面。
“老郭不喜歡熱鬧，他一定是願意回到力學所的。”李佩説。
郭永懷為“兩彈一星”做出了卓越貢獻，但他的構想與抱負遠不止於此。
若英靈地下有知，他會欣慰地看到，每天從這座塑像前走過的後來者正在繼續他沒有完成的科學之旅。科學，永遠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石和制高點。
就在科學家們進軍科技高峰的同時，新中國的築路大軍正在攀登地球之巔。
１０余萬以解放軍為主的藏漢軍民跨過高山與天險，築成了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全長２４１３公里，平均每一公里，至少有一名官兵犧牲。
一座巨大的士兵雕像，矗立在海拔５２３１米的唐古拉山口。他巋然不動，任高原的烈風與行雲掠過。他如同一座無字碑，訴説著生命的價值和莊嚴。
在共和國的每一處山川河流、每一片豐收田園、每一座偉岸建築和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都聳立著這樣的豐碑，它們屬於那些為共和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獻出生命的人們。那就是崇高，那就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