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５日電  每個人都有童年。每一個童年，都印刻著時代烙印，把它們串起來，就是一部濃縮的“世界史”。

    每個孩子都有夢想。每一個夢想，都折射著時代光輝，把它們串起來，就是人類理想的境界。

    ５０年前，聯合國發表《兒童權利宣言》，各國領導人許下諾言：為了孩子，讓世界更加美好……

    ５０年後，世界已是天翻地覆。那在孩子的眼中，世界又是如何的改變？讓我們翻閱這部袖珍“世界史”，回顧我們共同的歷史，共有的世界……

    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告別“白色童年”

    １９５９年一個秋日的午後，喀麥隆雅溫得的郊區。１３歲的喀麥隆小姑娘拉謝爾·瓊吉在河邊抓螃蟹。她的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個問題：這條河叫什麼名字？

    她可以準確地在法國地圖上畫出塞納河、羅納河、盧瓦爾河，因為地理老師很嚴厲，畫不出來會受懲罰。“可是，老師為什麼不教我們這條河叫什麼呢？”

    小瓊吉的父親是一名醫生，家境較好，可以就讀坐落在市中心湖邊的教會學校。那裏是雅溫得風景最美的地方，也是高墻林立的殖民者的居住區。

    教會學校的老師都是法國人，語文、歷史、地理、音樂教的全是法國內容，連高中畢業試卷都運到法國批閱。每個學生必須學唱《馬賽曲》，還有很多法國老歌，有“巴黎多麼美麗”、“我願為法國獻身”之類的歌詞。

    “可以説，我的童年就是歷史學家所説的殖民時代黑人小孩的‘白色童年’。”

    不過，在５０年代後期，情況開始變化。有一段時間，雅溫得街頭經常出現屍體，沒人敢收屍，還出現很大的耗子，貓見了都怕。父親告訴瓊吉，那是反抗殖民統治的活動分子被殖民者暗殺了。

    小瓊吉不知道，不只喀麥隆，當時整個非洲都在沸騰，民族獨立解放浪潮從亞洲洶湧而來，席捲北非，並迅速蔓延至撒哈拉以南地區。１９５６年，突尼斯、摩洛哥、蘇丹獨立；１９５７年，加納獨立；１９５８年，幾內亞獨立……

    瓊吉永遠也忘不了１９６０年１月１日，喀麥隆獨立的那一天。

    “那天特別熱，太陽特別亮。我早早起床，穿上最漂亮的白裙子。整個雅溫得瘋了一樣，所有人都在街上唱啊，跳啊。我是女校歌唱隊的，在遊行隊伍裏一遍遍領唱喀麥隆國歌，所有人都跟著唱。以前每年７月１４日都慶祝法國國慶，唱了那麼多年的《馬賽曲》，現在終於唱我們自己的國歌了。所有人都那麼開心，無窮無盡的開心。我這輩子，再沒有哪一天，整個雅溫得如此歡樂。”

    後來，學校老師全換成喀麥隆人，課本內容也換成喀麥隆歷史和地理，政府官員全都換成了喀麥隆人。小瓊吉也知道了那條河有個美麗的名字——尼永。

    １９６０年，先後有１７個非洲國家宣佈獨立，那一年被稱為“非洲年”。

    １９６３年５月，３１個非洲國家領導人齊聚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盛況空前的非洲獨立國家首腦會議，確定５月２５日為“非洲解放日”。

    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是如此相連。瓊吉，這個從７歲就夢想成為歌手的女孩，在喀麥隆獨立後不久，正式開始了歌唱生涯，很快又開辦了個人演唱會。後來，她成為喀麥隆７０年代最紅的歌手、喀麥隆現代音樂先驅之一。

    １９６９－１９７９：我的３次遷徙

    １９６５年，韓國南部小城馬山。５歲的趙璟姬很不開心，因為“父親不要我了”。

    當時，父親好不容易找了份在皮革加工廠的工作。不料，廠子因事業發展，要從馬山遷至釜山。結果，父親帶著母親和剛出生不久的弟弟妹妹隨之遷徙，卻留下她一個人與奶奶相依為命。

    “我感覺自己被拋棄了，像個孤兒。”她甚至萌生長大後開辦一家孤兒院的想法，用愛心照顧沒有父母的孩子。

    其實，父親是迫不得已，因為他的收入無法負擔那麼多人在釜山的生活。當時，韓國經濟十分窘迫，以出口導向、貿易立國為基礎的第一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剛剛推行，一切百廢待興。

    １９６８年，父親所在的企業又一次因事業發展，從釜山遷至中部城市大田。“這次，我終於和父母、弟妹團聚了。”可是，父親總是加班，連星期天都要幹活，“仿佛一個‘隱身人’，每天我們還沒起床，他就上班了，深更半夜才回家”。

    那時，韓國的生活水平仍普遍較低。“上世紀７０年代初，韓國大米産量不足，政府鼓勵大家‘混食’：吃大米和麥子、豆類等雜糧混合做成的米飯。同學們中午帶到學校的菜大多是泡菜，如果誰帶了一個煎雞蛋，會引來無數羨慕的目光。學校有時會把用美國援助的奶粉和玉米麵做的麵包獎勵給‘好孩子’，這同樣令人羨慕。”

    到上世紀７０年代後期，經歷４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後，韓國經濟以平均１０％左右的年增長率飛速發展，令世界矚目。與此同時，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台灣也以類似的經濟模式，創造了經濟奇跡。它們並稱“亞洲四小龍”，成為那個時代最靚麗的一道風景。

    此時，趙璟姬父親所在的企業在出口界已小有名氣，父親也進入管理層，全家再也不必為生計發愁了。於是，父親又一次想到遷徙，目標——首都。

    這次不是因為工作，而是子女的教育。“在當時，大多數韓國人希望通過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首爾和大田的教育水平不可同日而語，於是，１９７６年，母親帶著我們４個孩子來到首爾，父親則留守大田。”

    “我非常幸運，由於國家經濟起飛，我家的經濟條件得到改善，我可以繼續學業。否則，受韓國傳統思想影響，作為一個女孩，很可能高中畢業後，就結婚、生子，成為家庭主婦。”

    韓國的經濟起飛，使一大批像趙璟姬這樣的韓國女性通過學習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趙璟姬上了大學，最終獲得高麗大學博士學位，如今在韓國最大的網絡大學——韓國開放網絡大學任教授。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那個“激動人心”的年代

    １９７８年，河南駐馬店發生了一件轟動全鎮的大事：鎮上要來一個新西蘭人。

    鎮裏費了好大勁找來兩束鮮花，要在鎮上最好的第十小學選一男一女兩名學生做獻花代表，年僅１１歲的施一公拼命爭取，卻未能如願。

    “我從未見過外國人，也是第一次聽説有一個國家叫新西蘭。當天，鎮雜技團為外國友人舉行專場演出，近千名師生陪坐。其實，那個新西蘭人只是一名普通遊客。”

    施一公的家鄉並非駐馬店。兩歲時，他隨父母下放到河南中部農村。“鄭州距離駐馬店只有２００多公里，但大卡車開了１０多個小時，夜裏才到。村裏沒電，村民點著煤油燈幫著卸貨。我們搬進一間牛棚，牛剛剛被趕走。在那裏，我住了３年。”

    以為要在農村紮根一輩子的施一公沒有想到，新西蘭遊客的到來已預示了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臨近：就在那一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中美兩國發表建交公報；兩天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一個月後，鄧小平訪美，在休斯敦西蒙頓小鎮競技場，欣然接受策馬飛奔的女騎手隔著護欄遞來的一頂牛仔帽。

    １９７７年，中斷１１年的高考得以恢復。小鎮上的學習氛圍突然變濃，圖書館裏總是擠滿人，很多人帶著饅頭、乾糧，一呆就是一天。“我清楚地記得，表哥在帶我去看電影的路上，給我講什麼叫加速度。”

    施一公的５個哥哥姐姐先後參加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２年高考，通過知識改變命運，他也憋足勁要爭口氣。“可惜，後來我被保送清華大學，沒有參加高考。這一直是我的一個小小遺憾，因為高考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標誌。”

    清華畢業後，施一公走出國門，成為成千上萬留學大軍中的一員。他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最年輕的教授。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走上富裕之路。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８０年代，那就是‘激動人心’。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但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中國在３０年裏取得的進步，是人類歷史上其他任何國家沒有經歷過的。中國歷史上，我最敬仰的人就是鄧小平。”

    ２００６年，施一公放棄普林斯頓大學蒸蒸日上的事業，回到母校，成為“海龜”潮中的風雲人物。２００９年９月，清華大學成立生命科學學院，他擔任院長。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孩子，蘇聯沒有了”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莫斯科西北１２０公里的農村。姥姥把１０歲的尼古拉叫到跟前：“孩子，蘇聯沒有了”，語氣激動，又有些哀傷。

    沒有人想到會有這麼一天，即便兩年前的冬天，東歐發生劇變。短短數月，６個東歐國家政府發生更迭，象徵冷戰的“柏林墻”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一個時代結束了。那一年被稱為“東歐年”。兩年後，蘇聯解體了。

    “第二天，到了學校後，同學們都在談論蘇聯解體的事情。小孩子們還説不清楚，蘇聯解體意味著什麼，但都覺得這是件大事。老師們害怕説錯話，只對我們説，‘蘇聯已經不存在了’，沒有對這件事情進行評論。

    在大人們的聊天中我聽到，有些人因對憑票購物、購物需要排隊不滿，因此對戈爾巴喬夫下臺感到高興，但同時也對葉利欽信心不足，覺得前途未卜。”

    那時，尼古拉對很多事情還無法弄清，但在他的印象中，整個國家被弄得亂七八糟，“蘇聯解體前，我們手裏有錢，但經常買不到東西；蘇聯解體後，我們能買到東西，但手裏沒錢。”

    蘇聯解體前，尼古拉住的村子有一個小商店，但除了魚罐頭外，幾乎什麼都沒有，他常常與姥姥乘火車到莫斯科買牛奶、肉、茶葉、火柴、洗衣粉、酵母粉和砂糖。

    “那時買東西不僅憑票，還得排長隊，短則幾十分鐘，長則幾個小時。如果是緊俏商品，得前一天晚上就排隊，總有人加塞兒，吵架聲不斷，大打出手的事兒也常有。當時姥姥靠養老金生活，大概相當於現在５０－６０美元，不算少，只是有錢買不到東西。

    蘇聯解體後，我和姥姥再也不到莫斯科買東西了，因為沒錢。我們通常買來麵粉自己烤麵包，在自留地種土豆和蔬菜，還養豬、養羊解決吃肉問題。姥姥的家務負擔一下子重了很多，我放學後便幫她做事，喂豬、放羊、割草等農活，我都幹過。”

    蘇聯解體，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人。俄羅斯總理普京曾説過，蘇聯的成敗得失，由後人評説。而如今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當教師的尼古拉則認為，蘇聯解體後，人民生活中面臨的問題一點也沒有減少。只是到了前幾年，俄羅斯的經濟因油價走高而迅速增長，老百姓的日子才好過了許多。

    出生在莫斯科的尼古拉有四分之一的烏克蘭人血統。上小學時，同學們不説自己是哪個民族的人，都驕傲地説“我是蘇聯人”。他記得上世紀８０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我們在蘇聯出生》。“我已經記不得歌詞了，但我非常喜歡它的歌名。每當提及它，我就會記起童年時，不同民族的夥伴們在蘇聯的光環下一起玩耍。”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世界變小了

    ２００７年秋，天津一中的操場上，一群中學生在軍訓。隊列中，一個褐色眼睛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和別的孩子一樣，她身著軍裝，走正步，站軍姿，扯著嗓子喊“一二一”，大汗淋漓。

    操練結束後，饑腸轆轆的她衝進食堂，撲向平時並不怎麼待見的饅頭和麵條，和同學們一起“爭搶”大家都愛吃的西紅柿炒雞蛋。

    她和４０個女生同住一間大宿舍，每天一起出操、一起洗澡。中秋之夜，軍營裏舉行聯歡會，她一邊吃月餅，一邊對著卡拉ＯＫ高唱軍歌。

    她叫卡羅琳·儒諾，１７歲，是法國來的高中生。她喜歡天津人，“開朗、樂觀、慷慨”，説在天津的日子“是生平最快樂的時光”。遠在法國的媽媽很擔心，她安慰道：“媽，天津有海鮮，還有家樂福超市，我甚至能買到法國的奶酪。”

    卡羅琳第一次聽説“中國”是在初中。“有人對我説，在很遠的地方有一個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那時我就想，如果我能跟這麼多人説話，該多麼了不起啊！”

    當時也只是想想而已。可是，接下來的幾年裏，在她的家鄉普瓦提埃——法國中部一個“怎麼走都不會迷路”的小城，先是有了中餐館，後來中國貨越來越多，再後來，網絡、媒體上的中國信息簡直“鋪天蓋地”，讓她感覺千里之外的中國仿佛就在身邊。

    最令卡羅琳驚喜的是，學校高中竟開設了中文課！丈夫是中國人的梅萊·楊老師教了她３年中文。卡羅琳覺得，漢字不僅“如畫一般美麗”，而且有助於了解中國人思維方式。“比如‘愛’，在繁體中，它包含了人的心靈和友誼，完整地體現了其中含義。”

    從天津回來，卡羅琳進入拉羅謝爾大學，成為一名中文系學生。拉羅謝爾也是一座小城，卻有２００多名中國留學生。去年１０月，大學成立孔子學院，加入了全球８０多個國家、２００多所孔子學院的行列。

    中國文化在國外的傳播與交流，只是整個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一部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科技、信息、網絡，把地球變成了一個小村莊，把世界變成了一個大家庭。人與人之間不僅距離近了，心也近了。

    對於卡羅琳來説，這個時代賦予她的驚喜遠未結束。今年夏天，她來到湖南參加“漢語橋”比賽，結識了現在的男友、丹麥小夥馬蒂亞斯·拉森。拉森給自己取了一個很酷的中國名字——紅星。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這個世界怎麼突然變小了？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居然在中國相遇相知。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時代。”（執筆記者唐昀、田帆；參與記者劉芳、陳怡、劉暢、岳連國、李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