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１１月１９日電（記者季明）上海２８年來最早冬天的凜冽寒風，卻擋不住浦江東岸改革的滾滾春潮。

    １１月１８日，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為新成立的上海綜合保稅區管委會揭牌，浦東外高橋、浦東機場和洋山港區從此將實現聯動發展；同日，中國商飛公司總裝製造中心落戶浦東。與此同時，浦東新區年初提出的三大類、５４項綜合配套改革重點事項，目前明確可以在年內完成的已達５０項，其餘４項由於行政區劃變更而發生調整的改革事項也在積極推進之中。

    作為國內率先進行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點地區，浦東正圍繞“全國能借鑒、上海能推廣、浦東能突破”的目標取向，以浦東南匯“兩區合併”帶來的二次創業歷史契機為動力，從國家、市級和區級三個層面全力推進改革，探路“深水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表示，上海要按照中央要求，堅定不移地高舉浦東開發開放的旗幟，舉全市之力推進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更好地發揮浦東的示範帶動作用、核心功能作用。

    發展出題目，改革出文章

    歷時兩年，為眾多芯片設計企業翹首以盼的集成電路産業鏈保稅監管模式改革，終於在浦東率先破冰。

    芯片設計是集成電路産業鏈的源頭，也是技術最關鍵、利潤最豐厚的部分。但是過去的徵稅模式要求企業必須先繳增值稅，出口後才能退稅，造成企業資金週轉困難，極大削弱了企業競爭力。以一家月産１萬片晶圓的設計企業為例，在各生産環節上所佔用的增值稅至少每月約５００萬美元，每年約６千萬美元，而當時國內最大的芯片設計企業全年銷售總額也不過上億美元。

    為了避免增值稅“先徵後退”增加企業運營成本，一些芯片設計企業通過在海外設立專門機構，完成對其設計芯片的國內下單生産、結算、營銷，造成國內産值、利潤和稅收的三重損失。

    浦東新區的張江高科技園區，是國內芯片設計企業最為集中的區域。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劉小龍説，在與企業的交流中，稅收徵管方式的改革是他們反映最為強烈的問題，因此也成為政府部門進行改革的“優先選項”。

    在連續兩年成為浦東綜合配套改革重點事項之後，集成電路産業鏈保稅監管模式改革終於在中央有關部委支持下獲得突破。目前，在海關全程監管下，浦東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委託加工後的出口産品，已享受增值稅“免、抵、退”政策，為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深度衝擊的芯片設計企業送來了陣陣暖意。

    浦東新區發改委副主任馬詩經説，在近２０年的改革歷程中浦東越來越明晰：改革必須要圍繞著發展，發展的難點就是改革的重點，發展的瓶頸就是改革的突破點。

    在２００５年６月成為國內首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以來，浦東新區每年都有一批改革重點事項推出。僅今年就有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出入境七項便利措施、國家質檢管理創新示範區、探索建立國有資本支持創業風險投資進入退出機制、探索投貸聯動機制等多項改革措施啟動或落實。

    上海市委副秘書長、浦東新區區長姜樑説，浦東南匯“兩區合併”後的新浦東站在新的起點上，綜合配套改革的操作空間更大、政策效應更大。下一步浦東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既要解決輕型化問題，又要解決扁平化問題；在轉變經濟運行方式方面，要加快形成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體制機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在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方面，要探索完善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建設與大都市相得益彰的新農村。

    改革不是“闖紅燈”，而是要科學設置信號系統

    浦東綜合配套改革的意義，不僅在於具體改革政策的示範作用，更在於其改革理念的更新進步。

    浦東南匯“兩區合併”之後，如何整合上海沿海１００多公里黃金岸線上的洋山港、外高橋港、浦東機場空港以及洋山保稅港區、外高橋保稅區（含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三港三區”資源，成為擺在浦東新區面前的一道現實課題。

    雖然同為海關特殊監管區，但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保稅港區以及綜合保稅區的具體政策各有不同；除今年剛剛獲批的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外，原先“兩區”和“三港”又有各自的行政管理主體，改革難度很大。但在另一方面，去年洋山港和外高橋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２３６１．５萬標箱，浦東國際機場貨郵吞吐量達到２６３萬噸，都是世界級的海港和空港，整合迫在眉睫。

    有一種操作思路是將各類海關特殊監管區的政策簡單劃一，先在內部操作起來同時上報國家有關部委審批。上海和浦東經過審慎決策，沒有採取這種方式，而是先從“三區”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著手。１１月１８日，上海綜合保稅區管委會掛牌成立，作為上海市政府派出機構，管委會統一管理洋山保稅港區、外高橋保稅區（含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及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的行政事務。

    上海綜合保稅區管委會副主任簡大年説，在行政管理統一的基礎上，“三區”繼續保留各自不同的海關監管政策，在發展定位上又各有側重，便於發揮各自優勢；同時以“三區”聯動帶動“三港”聯動，實現國際集裝箱樞紐港和機場空運樞紐港在功能上的互補，從而促進上海港口資源優勢的發揮。

    在綜合配套改革階段，浦東已經超越了“改革就得闖紅燈”的觀念，不以突破多少現有體制來衡量改革成效；而是立足現實，尋求調整和改進現有體制，“科學設置信號系統”。

    綜改以來，涉及體制性的眾多改革試點都在浦東先行先試。今年國家質檢總局在浦東設立國家質檢管理創新示範區後，開展了進口生物材料檢驗檢疫改革等多項試點；出入境七項便利措施在浦東先行試點後，海外人士進出中國更為便利；試點無紙通關和納稅人管理制度後，通關效率明顯提高，並由過去以貨物管理為主變為以企業管理為主。

    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副區長戴海波説，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要與國際化接軌，但同時必須兼顧中國國情，“國外有些保稅區甚至不用鐵絲網進行隔離，但在我國企業誠信體系尚不完備的情況下，這種海關監管模式顯然無法簡單複製過來。改革必須循序漸進。”

    改革先從自身抓起 黨委政府要做排頭兵

    著力轉變政府職能，是中央交給浦東的三項綜合配套改革重點任務之一。綜改四年來，政府一直成為浦東改革的首要對象，以基本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制度框架。

    上海市去年加大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和規範力度，取消和停止徵收了１４８項收費。在此基礎上，浦東新區再次對行政事業性收費進行梳理，提出１０４項計劃取消和停止徵收的收費項目，目前大多數都已停收。

    在另一方面，浦東新區還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抓手和切入點，減少審批環節、壓縮審批時限、優化審批流程，推進權力公開透明運行。例如取消外商投資項目可行性報告審批，將項目申請和合同章程的審批時間由８個工作日壓縮到４個工作日。

    今年剛剛成立的浦東新區金融服務局至今沒有一項行政審批權力。浦東新區金融服務局局長施海寧説：“我們這個政府機關是‘朝北坐’的，擔任著為落戶浦東的５８４家中外金融機構與各級政府部門打交道的‘翻譯’工作，主要功能就是協調和服務，通過優化環境使浦東成為我國金融創新的重要平臺和載體。”

    不久前結束的浦東新區二屆區委十次全會同樣充滿著改革氣息。除制定浦東區委《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實施意見》外，這次全會還同時推出關於建立健全黨內民主制度、建立群眾利益協調和社會矛盾化解機制、加強“兩新”組織黨建工作、完善基層幹部為民負責機制、推進權力公開透明運行、加強幹部選拔和培訓工作等方面的六個配套文件，通過一個文件體系來系統貫徹落實黨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重要精神。

    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徐麟説，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作為首個綜合改革試驗區，浦東新區必須緊緊圍繞“全國能借鑒、上海能推廣、浦東能突破”的目標取向，針對那些阻礙轉型升級、不利科學發展的瓶頸制約，在體制機制創新上勇於探索、務求必成，真正做到在發展中調整、用改革來推進，使浦東的空間不斷拓展、使浦東的事業不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