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轉變發展方式看中國發展的四大著力點
新華社北京３月２１日電(記者陳二厚、陳玉明)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刻——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除，國內外形勢錯綜複雜，積極變化和不利影響相互交織。
這更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號角已經吹響！
隨著轉變發展方式的共識正付諸行動，中國未來發展的四大著力點日益清晰。
以“壯士斷腕”的勇氣著力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
５．６８億噸！——２００９年，中國粗鋼産量再創新高，幾乎佔了全球産量的半壁江山。
但驚人的産量背後卻是一個發人深省的事實：這一年，中國最大的６８家鋼廠的利潤總和僅有５５３．８８億元，同比下降３１．４３％。而全球礦業巨頭必和必拓公司去年下半年即實現凈利潤６１億美元，同比增長１３４．４％。如果剔除中國企業的投資收益，必和必拓半年的利潤已經超過中國最大的６８家鋼廠全年的利潤總和。
從投入産出的角度看，鋼鐵工業正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
這一局面帶來的不利影響正在凸顯：進口原材料價格的飛漲、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針對中國産品的反傾銷調查此起彼伏……
中科院日前發佈的《２０１０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指出，我國各種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加快結構性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是今後的首要任務。
“經濟結構調整是個大命題。”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王文章副教授説，“它既包括産業結構的調整，主要是要大力發展第三産業，降低製造業的比重，培育新興産業；也包括需求結構的調整，主要是要擴大內需，改善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還包括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主要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此外，推動城鄉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也是結構調整的題中之義。”
加快新興戰略性産業發展、採取措施擴大消費特別是農村消費需求……２０１０年，多項改革舉措在中央和地方陸續推進。毋庸諱言，改變多年累積的發展慣性，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這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陣痛’，但這種‘陣痛’是值得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説。
著力改善民生，既是目的也是動力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説，中國政府成功應對了金融危機的挑戰，但中國經濟仍面臨諸多挑戰；在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就是解決就業難題。“收入分配也與就業相關，如果就業解決不好，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會更低，收入差距就會更大。”林毅夫説。
深圳全順人力資源開發公司董事長張全收説，我國長期以來對能容納大量就業的小企業和服務業在思想上忽視，在戰略上輕視，在體制上障礙較多，這是當前就業難、工資低的關鍵原因。
與此同時，看病貴、上學難、安居難……一系列民生難題相互交織。“這説明社會公共産品供給不足。如果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內需就成了無源之水，經濟轉型也無從談起。”王文章説。
“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只有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經濟發展才有持久的動力，社會進步才有牢固的基礎，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細心的人們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這樣闡述改善民生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更讓人們充滿期待的是，近一段時期，一系列涉及民生重點領域的改革正在陸續登臺：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開始啟動，目標是努力實現全體人民病有所醫；《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已在公開徵求意見，促進教育公平、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是規劃的重點和落腳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加快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眾多民生難題的破解是一篇大文章。但隨著發展的成果讓更多的百姓共享，經濟社會發展必將從中得到不竭的動力。”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總裁關建中博士説。
著力推進自主創新，變更多“製造”為“創造”
“在海外市場，有的中國摩托車品牌在低端市場互相殺價，甚至論斤賣，讓人痛心。其實這一行業，品質提高一分，價格就可以提高三分。”全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産企業之一、重慶隆鑫集團董事長涂建華説。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雖然只是一字之別，但背後支撐的卻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式：一種是以消耗資源、犧牲環境為代價，缺乏核心技術、附加值低的粗放式增長；一種是主要依靠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獲取高附加值的集約式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黃群慧説，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成功地把一個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任務是如何從一個工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未來企業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企業成長更加強調核心能力，強調自主創新。
“中國企業要走向世界，就不能停留在‘中國製造’的水平上，而必須努力實現‘中國創造’。”安踏（中國）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説，缺少訓練有素的技術人才，缺少市場導向的科研體制，缺少鼓勵創新的投融資環境，缺少健全的知識産權保護體系……眾多專家和企業家在總結當前“創造”之難時，也為推進自主創新點明了方向。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星微電子董事長鄧中翰等人表示，未來政府要推進科技評價和科技獎勵制度的改革，為科研成果轉化成現實生産力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還應完善服務體系，搭建投融資平臺，為自主創新創造寬鬆的社會氛圍。
著力深化改革，破解制約轉變的“根源”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之所以困難，在於其受到發展觀念、社會發展階段以及體制機制的制約，而最根本的還是在於其深刻的體制機制性根源。”東北財經大學校長艾洪德認為，這些體制機制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其運行慣性十分強大，只有施加強有力的外部力量才能使之擺脫原有路徑。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改變的絕不只是一組數字，比如三次産業的比例，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投資與消費的增速，萬元ＧＤＰ能耗……更需要改變的是隱藏在這些數字背後的體制性因素。
艾洪德表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要改變傳統的ＧＤＰ至上的發展思路，突出強調增長的效益和質量；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通過合理設置績效考評機制，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地方政府領導的政績相挂鉤；同時，要合理細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目標和評價體系，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變得有據可查。
“現在一邊是産能過剩，比如鋼鐵、水泥、多晶硅、電解鋁、造船……一邊卻是民營資本在一些領域進入的艱難，比如電力、石化、電信、民航等。”王文章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必須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只有公平競爭，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和資源的最優配置。
作為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要求深化各項配套改革。“這包括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諸多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