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合肥５月２６日電（新華社記者宋斌、李麗、楊玉華）北京奧運會或是中國體育的一道分水嶺。在競技體育實現登頂的輝煌之後，中國體育正嘗試著從金牌戰略到民生工程的艱難轉身。

    改革勢在必行───體育能否由爭金奪銀的賽場變成服務大眾的平臺，能否由金牌主導的體制轉型為民生主導的體制，能否實現其本質的社會和文化功能以及在經濟領域的拓展，能否逐漸淡化計劃色彩而適應市場經濟的大環境？

    ２６日落幕的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是一塊試驗田，清晰地傳遞了已成為體育大國的中國，要繼續走向體育強國的信號。

    金牌指揮棒“下崗”

    不設金牌，獲獎面逾六成的獎勵體系的變革，讓四體會開了中國體育賽會的先河。不設金牌，並不是否認競技本身，而是打碎傳統的評價模式，也對體育各級部門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一改革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改變了發給運動員的獎品。

    歷屆全運會上，為搶金牌而衍生的負面新聞不斷，歸根結底是金牌指揮棒扭曲了體育價值觀。全國體育大會決不能辦成“全運會第二”成為體育人的共識，反映了政績觀和體育觀的可喜轉變，以及在中國特色的龐大運動會體系中尋找定位的思考。

    獲獎面的擴大給了更多人機會，降低了競爭的殘酷性，也減少了以不正當手段爭冠的刺激因素。江蘇男孩王恭澳就是受益者之一，這位航海模型比賽二等獎的得主只有５歲；而各個賽場上都不乏“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情景，體現了體育重在參與的本質。本屆四體會實現了零投訴的和諧競賽，國家體育總局小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張小寧對此深有感觸：“以前為了爭金牌打得不亦樂乎，現在賽場氛圍其樂融融。”

    金牌作為競技體育最高成就的象徵，曾在新中國歷史上扮演了特殊的重要角色。上世紀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與世界的巨大差距帶來情感衝擊、國人盼望振興中華的轉捩點上，女排五連冠令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找到了出口。女排精神因此激勵了數代人，競技體育的勵志功能被演繹到極致。時代不同了，競技體育依然是承載榮譽的母體，但日益富強的中國已有足夠的自信面對世界，國人希望通過金牌而求得世界認可的渴求在逐漸消退，體育也因此得以放下重擔，回歸“參與、交流、健身、快樂”的本原。

    四體會提出不與濟南全運會等同類運動會比規模，比投入也是可喜的變化，不僅有助於剎住攀比風，也符合“節儉辦會”的國際準則。追求規模和攀比心理往往形成不計成本、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不能惠及反而危害百姓。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曉敏説：“檢驗體育大會成效的標準之一就是人民群眾滿不滿意。”

    “大”體育多臺唱戲

    亞太群體協會副主席辛格盛讚四體會體現了“全民體育”的精神。他説自己在觀摩賽會群體活動時，被一位母親抱著孩子投飛鏢的情景“迷住了”。

    體育不是少數人的體育，廣泛的參與性正是四體會著重打造的亮點。合肥新華學院的學生許斌有了手拿指北針和地圖定向的“初體驗”，一位８０後市民有了跟偶像丁俊暉的第一次親密接觸……賽事普遍設置觀眾體驗環節，明星運動員與普通大眾面對面，引導了大眾健身的熱情，拓寬了觀眾的健身方式。非奧項目本身專業性弱，趣味性強，有些項目兼有科教和益智作用，更符合體育的參與精神。對於大多數沒有形成體育習慣的民眾來説，四體會扮演了“啟蒙者”的角色。

    王勵勤、古力、李妮娜等體育明星廣泛參與志願者活動，他們走向學校、社區和農村，利用自身在民眾尤其是青少年中的巨大號召力，發揮示範帶頭作用，履行了舉國支持的競技體育回饋社會和大眾的義務。

    在辦賽模式上，四體會摒棄了單純辦賽的理念，創造性地設置了“賽”、“展”、“論”、“遊”的四大板塊。賽、展之外，還與理論研究相結合，特別是體育旅遊的“時髦”概念，對宣傳城市、拉動地方經濟多有裨益。從本屆開始，體育大會有了固定的會歌和會徽，體現了開拓市場的品牌意識。處在世博會和年底亞運會的“夾擊”之下，四體會招商不易，最終籌集到以實物為主的價值兩千多萬元的贊助經費，被賽會組委會秘書長、合肥市副市長楊增權形容為“達到預期”。但有專家認為，如定向、體育舞蹈等非奧項目一直游離在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之外，本身的發展就帶有市場特點，市場開發的力度仍可進一步加大。

    整體而論，四體會衝破傳統競技體育觀念的桎梏，在社會、經濟、文化等範疇進行了多種嘗試，集中體現了新形勢下體育轉型和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探索。但體育改革的大課題並非是一屆運動會所能承擔和解決的問題，體育的生活化和社會化仍需要在運動會之外多努力。四體會組委會主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接受採訪時説：“中國的改革發源於安徽，體育的改革也要從這裡起步。”

    民生體育，任重道遠

    體育是重要的民生。中國的經濟在高速發展，國人的生活水平在明顯提高，中國在北京奧運會上榮登金牌榜首，但與之不相稱的問題還很多。

    中國人營養好了，國民體質調查的數字卻不容樂觀。我國３５歲到４９歲的成年人中有八成處於亞健康狀態，參加體育鍛鍊的不足８％。作為國民財富的民眾身體狀況亮“紅燈”，將直接威脅到經濟生産力和國家競爭力。在今年“兩會”期間，政協委員蔣效愚呼籲把提高全民族的身體健康素質作為國家戰略在‘十二五’規劃中確定下來，因為“沒有民強做基礎，國強就是空話”。兒童和青少年體質的逐年下降更引起廣泛重視，北京體育大學校長楊樺疾呼，惡化下去甚至有産生新一代“東亞病夫”的危險。

    在發達國家，體育是一種廣泛追求和備受推崇的生活方式。而中國對體育的社會認知和參與程度低，國民還沒有形成終身體育的習慣。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重文輕武”、“重智輕體”的觀念，如何讓體育精神融入國民精神，讓體育生活化和常態化是亟待研究的課題。目前在農村和城市廣泛實施的體育健身工程、健身路徑還存在“只建不管，建而不當”的問題，需要警惕其淪為“形象工程”的危險。

    體育産業已成為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支柱産業，而中國體育産業拉動ＧＤＰ的潛力遠未開發出來。目前足球職業聯賽等出現的問題，反映了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的體制對體育産業的制約。大量體育資源掌握在體育行政管理部門手中，社會力量難以進入，需要政府進一步在體制上“鬆綁”。

    從大體育牽涉到的文化、教育、經濟、法律等多個領域可見，體育絕非僅是體育部門的“家事”，民生體育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

    改革無法一蹴而就，但此次四體會的大膽創新和嘗試，應該成為撬動體育各領域多方面改革的杠桿。那麼體育大會的一小步，就能成為中國體育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