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史工作３０年：那些人，那些事
——回憶為新時期中央黨史工作奠定基礎的老前輩

    新華社北京７月２２日電（記者 璩靜、趙超）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成立，中央黨史研究室已走過了３０年曆程。３０年來，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代代黨史工作者，秉承“講史德，寫真史”的優良傳統，為新時期黨史研究和黨史編寫工作奠定了紮實基礎、作出了卓越貢獻。新時期黨史工作開展３０週年之際，讓我們回顧他們用思想、語言、行動寫下的那段歷史，再次感受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和對未來的殷切期望。

    辛勤耕耘，默默奉獻

    收集整理黨史資料，編寫《中國共産黨歷史》，是中央黨史研究室自成立時起就承擔的主要任務。

    曾參加編寫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葉心瑜説，十年間，不管春夏秋冬，他和同事們每天都到中央檔案館看資料，邊看邊抄在專用筆記本上。每次抄寫完，筆記本還要送檔案館審查，可以帶回的，就交給中央黨史研究室檔案室。

    葉心瑜説，“一坐就是一天。特別是看手寫的材料，常常要辨認字跡不清的段落，費眼又費腦。雖然每天奔波辛苦，查閱檔案，抄寫檔案，但心中非常高興。”

    “看微縮膠卷，時間稍長就頭暈眼花。但查到一條有用的史料，像是從沙中淘到一粒黃金，能高興好幾天。”參加編寫的研究員席宣説。

    為了編寫黨史，研究人員不僅要深入博物館、紀念館查閱和蒐集檔案文獻和資料，還要進行實地考察和訪問，通過對老將軍、老紅軍、老同志的訪問徵集珍貴的口述資料。編寫第一本體現撥亂反正精神的編年體黨史書《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時，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就曾向１９２７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發出ｌ萬多封徵集信，收到回憶錄２００多篇，數百萬字，留下採訪錄音帶５００多盤。曾參與編寫《中國共産黨歷史資料叢書》的研究員陳文斌也表示，為編寫叢書，編寫人員在八年中深入各地採訪，蒐集整理了數以百計的專題資料。

    書寫信史，言必有據

    實事求是，這是黨史研究工作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胡喬木要求寫史“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必然”，使歷史書“可讀、可信、可取”。第二任主任胡繩也強調，研究一個歷史問題，首先必須掌握有關的史料，弄清有關的事實真相，從史實材料出發，進行分析研究，然後才能得到理性的認識。

    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龔育之常常親自主持逐章逐節討論編寫方案，和編寫人員共同商討編寫思路，並核實史實出處。１９９６年，席宣和張琦兩位研究員主持攝製《光輝歷程——從一大到十五大》大型電視黨史片。龔育之就紀錄片畫面所反映的歷史事實是否準確、檔案文獻是否生動形象再現歷史等問題進行了審查。

    一次，龔育之問席宣：“這處片子內容有根據嗎？”席宣説“有”。龔育之再問“有什麼根據？”席宣一時沒答上來，龔育之説：“不行，你把根據找來給我看！”求真、求實、求準，龔育之的細心給席宣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有做訪問、查檔案始終遵循一個原則，即為編史服務，把史實核準確。葉心瑜記得，自己曾在檔案中發現一份重要資料，説西路軍赴新疆時只剩下４００多人，而以前的史書説法不一，一般説是７００多人。以檔案為依據，葉心瑜寫史時，就把以前７００多人改為４００多人。“我真正體會到，學無分古今中外，黨內黨外，唯道是求。”葉心瑜説。

    一部信史不單是言出有據，史實準確，還必須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全貌。葉心瑜的體會是，不能孤立地寫黨的歷史，而一定要聯絡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這樣才能寫出中國人民走上共産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寫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歷史發展，寫出共産黨同人民的血肉關聯等等。

    寧坐“冷板凳”，不去趕“熱乎”

    黨史工作是“清苦、辛苦、艱苦”的，黨史研究人員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秘書長魏久明向記者講了一個小故事。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曾在鄧小平同志身邊工作過。１９５０年，鄧小平同志希望他去西南局任青委書記，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秘書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職務。經過慎重考慮，李新婉辭了，他還是決心搞教歷史研究工作，寧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趕“熱乎”。

    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條件很差，沒有食堂。７０歲高齡的李新每天拄著柺棍到中央黨校食堂跟大家一起打飯。中午多打一些飯菜，把剩下飯菜熱一熱，晚餐就湊合了。“李新老先生對生活要求不高，埋頭做學問，但思想非常活躍，十分健談。他總是樂呵呵的，和你高談闊論，給你的是一種精神享受。這是一種純真的生活樂趣，就像陶淵明講的，‘聞多素人心，樂與數晨夕’。”魏久明説。

    專心業務，心無旁騖。黨史工作者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一直保持著清正樸實的作風，把自己的力量和才智獻給這項利在當代、功在韆鞦的事業，為黨的事業、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