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８月９日電（記者宋振遠 楊三軍 劉江）四川出了個文建明。這位４７歲的鄉鎮黨委書記，在營山縣幹部眼裏是“治亂書記”，在當地群眾眼裏就是個“為民辦事的好官”。

    他在鄉鎮近３０年的工作經歷，折射了中國農村改革３０年的曲折歷程。農村社會矛盾有什麼新變化？取消農業稅後群眾還有哪些訴求？幹部應如何對待群眾？又如何直面矛盾、化解難題？

    對當前社會矛盾多元化的新態勢，文建明有一個觀點，你説群眾“不聽話”，你幹的事肯定“不像話”。當幹部要懂得其中的辯證法。當你真正“為人民服務”時，人民一定會擁護你。

我“熱愛問題”，解決一個就少一個

    問：人家叫你“治亂書記”“滅火隊長”，你怎麼看？

    文：一些地方亂象多，根子在於民怨鬱積。我每到一地任職，首先把幹部和群眾攏到一起，坐到一條板凳上，聽民聲，辦實事，解民憂，化民怨。別人説我是“治亂書記”，其實我就是做了一個幹部該幹的事。

    我被派到新店鎮當書記時，那裏一年多換了4任鎮黨委書記，其中一位幹了倆月就要走人。有個鮮魚村，見到幹部小汽車來，村民就要潑大糞。我不信，上任首日就騎車進村擺“龍門陣”，一直到深夜。結果村民的坦誠讓我流了淚。之後，我命令全體鎮領導自帶方便麵進村開會：退錢、換人、查賬。末了群眾高呼共産黨好。這説明什麼？分明是幹部自身出了問題，卻把責任推到百姓身上。

    問：你是靠群眾上訪發現問題，還是有什麼制度創新？

    文：我在城南鎮探索建立了“尋問題解決機制”，變群眾上訪為幹部下訪。每月1日至5日，幹部都要帶上《尋問題解決表》進村入戶找問題，不能當場解決的，要建整改臺賬。每月6日至10日，村(居)召開例會，解決臺賬所列問題。每月11日，鎮上開會啃“骨頭”，鎮裏解決不了的上報縣裏，不解決，不“銷號”。

    問：當前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呈多發趨勢，有的幹部對矛盾避之唯恐不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文：我“熱愛問題”。你只有發現問題，才能化解矛盾。我有時甚至想“花錢買問題”。為了找問題，我處罰過村幹部。有個村幹部三個月找不來問題，我罰了他50元誤工補助。

    群眾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主導力量，當幹部必須知道群眾有啥問題要解決。什麼叫問題？就是損害群眾利益的、阻礙當地發展的不利因素。這符合水桶原理，尋出“短板”，才能多裝水嘛。少數幹部就是拎不清這個樸素的真理。

“九大問題”攔路，群眾訴求待解

    問：有人説農村稅費改革後，農民沒了“皇糧國稅”，農村矛盾基本解決了，果真是這樣嗎？這些年農村矛盾有什麼新變化？

    文：從包産到戶至上世紀９０年代，農村的主要問題是解決溫飽和提升溫飽水平。上世紀９０年代至本世紀初，農民負擔上升為主要矛盾，加之農産品價格低迷，農民增收難也成為重大社會問題。農村稅費改革後，“皇糧國稅”免除了，新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重點轉向推進農村社保、縮小城鄉差別、共享改革成果上來。顯然，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矛盾不同，應當因時而治，及時化解。

    問：這幾年你發動幹部走村串戶“尋問題”，發現當前有哪些社會矛盾有待破解？

    文：從尋出的眾多矛盾中，我梳理出群眾反映強烈的“九大問題”。

    問題一，財務管理不清。鎮、村幹部每人手頭都有一摞賬，不少村級財務是“包包賬”“坨坨賬”，五四村甚至發生村幹部攜款14萬元潛逃事件。

    問題二，增收路子不暢。一些幹部只知道招商引資“富財政”，上“馬路項目”求政績，不懂得尊重群眾發展經濟的自主權，也不會服務百姓增收致富。

    問題三，幹群關係不密切。少數幹部當官做“老爺”，人民群眾疾苦少人問，上訪越來越多，幹群越來越“鉚”。

    問題四，辦事體制還不順。“先到村，後到鎮，漫山遍野找幹部；不送酒，不送煙，十天別想蓋上章。”辦事難成為群眾的心病。

    問題五，政務村務不透明。決策不民主，內容不公開，一些幹部習慣“以言代法”，挫傷了群眾當家作主的積極性。

    問題六，幹部管理不活。選與不選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好與不好一個樣。

    問題七，工作作風不實。坐在辦公室，報告寫出來，點上開了花，面上不結果。

    問題八，工作運轉不力。一些幹部只會當“運動員”，不會當“裁判員”，看著工作很忙，但沒為群眾辦什麼事。

    問題九，精神動力不強。一些地方多年開不了群眾大會，幹部精神空虛，正氣不足，怎能讓群眾服氣？曾有個鎮領導竟因賭博欠“放水公司”70多萬元而神秘失蹤。

    問：從這“九大問題”看，可以概括出農民群眾的三大基本訴求，即政治上要求民主公開，經濟上要求增收致富，社會上要求公平公正。

    文：對頭。有些問題農村稅費改革前就有，有些問題是因為政策長期不落實，有些問題是因為改革不到位。當然，出現這些問題，最根本的還是一些幹部的自身原因。取消農業稅後，上述問題亟待進一步破解。

“督查督辦中心”－－“土板眼”加高科技

    問：城南鎮黨委有個“督查督辦中心”。聽説第一份貼在“公示墻”上的督查通知，罰的就是你，有什麼特殊含義嗎？

    文：“督查督辦中心”是城南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創新。那天我上班遲到10分鐘，按規定被扣掉當天的績效工資50元。改革要動真格的，幹部才能全力為民服務。

    問：行政體制改革搞了幾輪，但群眾“辦事難”在一些地方就是解決不好。你是怎麼推動這項改革的？

    文：“土板眼”加高科技。怎麼能實現“小政府、大服務”，我就用什麼辦法，一切從實際出發。

    “人民政府”的崗位不是按幹部需要設的，而應根據群眾需要定崗。2004年7月，我讓城南鎮原有的70多名幹部全部“起立”，只設21個集中管理崗位，實行公開報名，競爭上崗。

    但機構重組，不等於幹部覺悟就高了。我又想出些管理幹部的“土法子”－－

    針對少數幹部愛賭，我自製“戒賭牌”，印上自編的《戒賭歌謠》，要求參賭人員像小學生那樣，整天高聲誦讀，最終無人敢賭。

    針對群眾反映“辦事難”，我就把公章全部集中到鎮辦事大廳。每逢鎮上“1、4、7”場集，讓各村幹部到鎮服務大廳“坐堂辦公”，一條龍服務。

    問：財務管理混亂，一直是影響農村幹群關係的一個難題，你有什麼治理“絕招”嗎？

    文：其實就是推行村財鎮管、錢財分離。鎮上成立統管結算中心和會計核算中心，電腦做賬。這樣，幹部手裏再也沒有不明不白的賬和不清不楚的錢。

    問：有些地方也在搞“村賬鎮管”，為什麼群眾仍然不滿意？

    文：治理農村財務混亂，關鍵看幹部有沒有決心。我在“村財鎮管”基礎上，又加上了集中結算、公開透明，財務直接核算到部門、村居、社組和農戶，幹部沒空子可鑽。

即使群眾不理解，也不能把百姓當“刁民”

    問：我們聽説，坐過兩次牢、被判死緩的羅洪川，２００６年４月出獄後，一度對社會絕望。你資助他，幫他就業，甚至協助找到了媳婦。這個曾經的“死緩犯”，如今在家是孝子，在外是抗洪模範，逢人便抱拳説：“看見文書記，老百姓怎會不擁護共産黨！”羅洪川的轉變，你認為説明了什麼？

    文：這反映了一個重大問題：幹部應該如何對待群眾。連羅洪川這樣的“死緩犯”都能轉變，還有什麼樣的人要視為“刁民”來對待呢？現在少數基層幹部稱上訪群眾為“刁民”，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即使有的群眾對工作一時不理解，甚至有些毛病，也不能把群眾推向“刁民”的對立面，那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原因很簡單，如果幹部不能正確對待群眾，群眾自然也不會正眼瞧你。多年的經歷告訴我：百姓在幹部心中有多重，幹部在百姓心中就有多重。

    問：新時期農民群體發生了哪些新變化？這對幹部提出什麼新要求？

    文：一是民主意識增強，政策水平提高。二是有一定經濟基礎，自主能力強了。三是市場觀念增強，思想更加解放。四是維權意識提高，利益訴求更多。這些都對幹部轉變工作方式提出新要求，誰糊弄群眾，誰就容易出事。

    問：拆遷補償、徵地糾紛、失地農民、務工討薪、社會保障……矛盾的焦點是利益紛爭和分配不公。你是怎麼認識和化解這類矛盾的？

    文：這些社會矛盾的出現有其客觀性，但背後折射出的是一些幹部扭曲的政績觀和發展觀。同時，民意缺乏出口，缺乏合理的訴求渠道，也是轉型期社會矛盾頻發的主因之一。在群體性事件面前，個別地方政府習慣站在群眾的對立面，一些合理訴求無人理會，致使矛盾升級。

    在城南鎮，我根據發現的“九大問題”，創新分類解決機制，概括起來就是四句話：下訪尋民事，公開議民事，陽光辦民事，民主評民事。這樣群眾可以質詢幹部，可以參與決策，可以監督落實。近幾年，全鎮8萬人沒發生一起集體越級上訪。

    問：聽説上至國務院，下至營山縣，你獲得了幾十項榮譽稱號，你最看重哪個稱號？

    文：我最看重兩個，一個是“十佳調解員”，一個是“優秀愛民書記”。為什麼？當幹部，執政為民，必須清楚“民為重”的分量。

    多年來，我們通常用“魚水關係”“公僕形象”來定位黨群幹群關係。既然老百姓是主人，幹部是公僕，那就要時常問問主人有什麼問題和困難。

    問：你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到為民辦事和推動發展上，很少考慮自己和家事，不累嗎？你的成功感來自哪？

    文：我近30年一直在鄉鎮工作，現在享受副縣級待遇。我有些同學在國家和省機關，有的已是廳局級領導幹部，我為他們高興，但不羨慕他們。為什麼？我有我的事業，我有我的快樂。我感覺，和群眾在一起，對一個幹部是幸福的。老百姓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