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訪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５日電（新華社記者徐京躍、吳晶）１８日閉幕的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建議》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新特點，作出了“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清晰判斷，為我國“十二五”宏偉藍圖確立了戰略方位。圍繞“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有關問題，新華社記者對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進行了專訪。
“重要戰略機遇期”為“十二五”確立戰略方位
記者：應該如何認識和理解“十二五”時期與“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關係？
鄭必堅：《建議》導語部分開宗明義地提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緊接著就提出“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建議》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深刻判斷為“十二五”宏偉藍圖確立了戰略方位。
《建議》的第一部分，在分析“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時，又強調：“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強調：“十二五”時期發展“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
《建議》全篇中，無論是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和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還是關於“十二五”時期我國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一系列基本要求和重大任務，都與“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總命題分不開。
《建議》從頭至尾，如此重視和反復強調“深刻認識並準確把握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新特點”，如此重視和反復強調“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鮮明體現了這確實是貫穿《建議》全篇的總命題。
重申“重要戰略機遇期”完全必要、非常及時
記者：進入２１世紀後，黨中央及時作出了２１世紀頭２０年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戰略判斷。根據這一判斷，我們目前正處於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建議》為何要在此時著重提出“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鄭必堅：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是在２１世紀第一個１０年已經過去、第二個１０年剛剛開始的歷史聯結點上召開的。此時此刻，國際範圍內，對於中國在２１世紀第二個１０年的根本走向議論紛紛。而在我們國內，對於２１世紀第二個１０年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將如何發展、我們黨和國家將如何作為，也有這樣那樣的估量。這些都是關乎２１世紀第二個１０年我們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全盤工作，關乎我國對內對外各項方針政策之一切重要方面的、頭等重大的戰略問題。重申並加深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理解，完全必要，非常及時。
在本世紀的頭一個１０年，我們黨和國家成功抓住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巨大成就。這１０年的發展歷程和巨大成就無可爭議地昭示，黨的十六大報告首先提出的、十七大報告又予重申的關於“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完全正確的，併為我國在２１世紀的第二個１０年（首先是其中的前５年，即“十二五”時期）可持續的更大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２１世紀第二個１０年，首先是這１０年中的前５年即“十二五”時期的發展前景，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嚴重衝擊和世情、國情的深刻複雜變化，我們黨關於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否仍然正確和繼續管用？對這個關係我國總體戰略和對內對外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建議》作出了完全肯定和令人信服的回答。
首先，從國際環境看，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改變，和平、發展、合作作為當今世界的主題沒有改變。在這些國際環境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利弊共生的新變化。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世界範圍産業新發展，科技創新孕育新突破；圍繞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準的競爭更加激烈；世界各國加快發展模式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壓力普遍增強。同時，危機使全球治理結構面臨重大調整，各大國基本力量對比和相對地位將進一步發生變化，我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體系改革主動塑造外部環境的機會大大增強。
其次，從國內環境看。一個突出的發展大勢，就是我國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邁進。在這樣的發展進程中，我國勞動力素質改善，基礎設施日益完善，物質、技術和體制基礎更加牢固，企業競爭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不斷增強，政府宏觀調控和應對複雜局面能力明顯提高，社會大局總體保持穩定。當然，我國“十二五”時期還存在諸多不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
從國際和國內大局上看，都使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能夠得到延續甚至延長。
因此，《建議》在全面審視、準確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發展的根本走向基礎上，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
必須清醒把握“十二五”時期“新的階段性特徵”
記者：與２１世紀第一個１０年相比，２１世紀第二個１０年，特別是在“十二五”時期，我們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具有怎樣的特點？
鄭必堅：“十二五”時期“新的階段性特徵”包括國際國內形勢的眾多方面，但最關緊要的一條，則是《建議》提出的兩個方面的“緊密銜接”。
一方面，“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重大部署緊密銜接”，即同將要過去的“十一五”時期相銜接。另一方面，又要同“十二五”時期的發展前景相銜接，即“與到２０２０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緊密銜接”。
前一個“緊密銜接”是指，在“十二五”前期，我們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都應當以高度自覺立足當前，把繼續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作為重要任務。如果我們在“十二五”前期不能保持“十一五”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那就難以避免經濟大的起落，從而影響整個“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後一個“緊密銜接”則是指，整個“十二五”時期尤其是“十二五”中後期，又要求我們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必須以高度自覺著眼長遠，把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發展部署結合起來。如果我們不能在立足當前的基礎上切實照顧到“十二五”中後期以至“十三五”時期的更大發展，有效地加強各項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協調配合，那就會從另一方面貽誤大局，以至影響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勝利實現。
正是圍繞以上這兩個方面的“緊密銜接”，《建議》從１２個重大方面作出了週密系統的部署，體現了戰略性、前瞻性和指導性。
估量和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的３個重要思想方法
記者：聯絡到歷史的經驗和未來５到１０年的形勢發展，我們究竟該怎樣估量和把握、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
鄭必堅：關於如何估量和把握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有３個重要思想方法。
首先，要估量和把握形勢發展的“變”與“不變”。從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變的意義上説，２１世紀第二個１０年乃是前１０年戰略機遇期的直接延續；而從我國將要在這一時期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以及我國的國際地位將會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這雙重巨大變化的意義上，又可以説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就叫做“基本面不變，而又有新的重大發展”。
第二，要估量和把握機遇與挑戰的相互轉化。從來就不存在“一帆風順”“吃現成飯”的所謂發展機遇。經驗表明，所謂機遇從來都是由成功應對一系列危機，實現對危機的轉化而來。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當然更是這樣。特別是由２００８年到今天，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巨大衝擊，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大國一道，逐步進入國標體系和世界經濟的核心部位。這就叫做“危機蘊含機遇，化危機為機遇”。
第三，要統籌和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新形勢下，國內大局同國際大局、內政同外交緊密聯絡、雙向互動的特點將進一步顯現。因此，我們必須正確應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發展趨勢，做到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內外兼顧、趨利避害，善於從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中統籌把握髮展方向，用好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髮展全局，不斷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利益與利害共同體”。
機遇稍縱即逝，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和危機感
記者：中共中央在《建議》中再次強調：“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應該怎樣理解這句話的深層意義？
鄭必堅：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和振興來説，機遇並不常有，機遇來之不易，機遇稍縱即逝。“十二五”時期我們要善於搶抓機遇、推動發展。同時，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寧可把前進中的困難和挑戰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應對措施準備得更週全一些，勇於面對矛盾、克服困難。
我們也應充分估計到，在２１世紀第二個１０年，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國內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對國際大局的影響在不斷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在大發展，中國還將繼續大發展。可以説，這一條本身就是構成和影響國際大局的一個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們將繼續獲得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根本基礎。
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大和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不但是維護我們國內大局的基礎，也是深刻影響國際大局的基礎。所以，中共中央在《建議》中要求全黨“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加快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也就是繼續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我們自己。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更加自覺地把這一條作為黨和國家在本世紀第二個１０年的重要立足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