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場所為何“禁煙難”？
——衛生部 “禁煙令”落實情況追蹤
新華社杭州５月３０日電（記者 吳濤、商意盈）今年５月３１日是第２４個世界“無煙日”，也是衛生部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修訂《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實施“滿月”的日子。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２６日發佈《２０１１年中國控制吸煙報告》，坦承中國禁煙面臨諸多挑戰和難題。
連日來，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在多個城市走訪發現，公共場所禁煙效果的確不盡如人意。
“國家禁令”不敵“煙民口令”？
記者調查發現，今年5月1日衛生部實施“禁煙令”之前，有的地方政府已經頒布控煙法規：杭州２０１０年實施“控煙細則”，廣州２００９年推出了號稱“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規定餐廳、網吧、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記者分赴各地走訪發現：
——廣東省汽車客運站購票大廳，空氣中飄著的不僅有汗味、各種行李味，還有煙味。購票廳吸煙督導員吳仁頓説：“每天遇到在大廳裏吸煙的不少於２０個，有人經提醒後自覺去吸煙區，遇到不聽勸導的也只能嘆氣，甚至有人刁難問條例在哪兒。”
——浙江新昌高速公路服務站自助餐廳，雖然門前擺放了“禁止吸煙”的黃色醒目標誌，但餐桌上都擺放了煙灰缸。記者問：“可否在此吸煙？”服務員一臉茫然：“你抽好了，沒人管你。”
——杭州星速網吧，幾個沉浸在遊戲世界中的青年旁若無人地吞雲吐霧。問：“怎麼不制止？”網吧一工作人員：“我們只能勸一勸，他們不聽也沒辦法，又不能罰他們錢或者把他們趕走。”
——杭州文三路一家川菜館，觥籌交錯中煙霧繚繞。飯店周老闆説：“現在餐飲業競爭很激烈，我們這裡如果不讓吸煙，誰還願意來啊？”
無可否認，禁煙法規實施也取得一些效果。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周智林説，杭州控煙一年來，吸煙人數比例下降了２％，公共場所控煙效果最為明顯的是行政機關、醫療機構、學校等。
有禁無罰：“禁煙令”難以操作？
一些部門執法人員反映，衛生部的“禁煙令”，只規定了公共場所禁煙，卻未規定任何處罰措施。
有的法律人士認為，缺少懲罰措施，會影響法律的威懾力，“因為違法成本太低，甚至沒有成本”。
浙江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張效羽説：“缺少有力的法律依據和法律責任認定，要想發揮規範作用是很困難的。”
廣州市２６日對外通報控煙階段總結，承認對於個人違法吸煙的執法，存在公眾勸阻缺失和執法取證難問題，而當日主管部門的通報中也未見任何有人因違法吸煙被罰的信息。
事實上，廣州控煙條例制訂之初，就確立了一個包括衛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鐵總公司等１５個部門分工負責的控煙管理體制，聲勢浩大。隨後遭遇了公共場所“禁煙難”的尷尬。有人戲言“一支煙”難倒了１５個部門。
“公共場所禁煙，除了對消費者執行外，在煙草生産、銷售、稅收等環節還要有配套措施，‘禁煙令’才不會變成‘一紙空文’。”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小章説。
煙草部門的統計顯示，２０１０年我國煙草行業實現工商稅利６０４５億多元，同比增加８７６億多元，增長１６．９５％。
“吸煙危害”不敵“煙草利稅”？
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吸煙人數已超過３億，遭受二手煙危害的非吸煙人群高達７．４億，每年有１２０多萬人死於煙草相關的疾病，超過因艾滋病、結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殺死亡人數的總和。
“吸煙危害”不可謂不深，但“公共場所不能吸煙的觀念並未深入人心，公眾對此淡然處之，缺少了這巨大的社會力量，有關部門的單一執法顯得力不從心。” 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和人口學研究所副所長梁理文説。
他説，“禁煙難”問題涉及減少煙草需求與增加煙草供給的矛盾，由於煙草行業可為地方政府帶來可觀的稅收，加上煙草行業本身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控煙行動可能帶來的“負效果”會削弱一些“利益攸關方”的積極性。
也有專家認為，社會文化和思想意識問題才是“禁煙難”的深層次原因。梁理文説，“煙搭橋，酒開路”，在中國的社會習俗裏，“拉關係”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抽煙，遞上一支煙，陌生人也能掏心窩子説話，而且在不少應酬場合，香煙更是不少人士“聯絡感情”的重要物品。
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和人口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鄧智平説，香煙文化已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積弊很深，非短時間可以消除。“而且一些時候吸煙者處於強勢，比如在餐館，顧客是店主的衣食父母，很難讓顧客不吸煙。從根本上説，文明意識和公共道德的缺失，是公共場所禁煙難的一個重要原因。”鄧智平説。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不僅表現為公共場所“禁煙難”。如“限塑令”已經實施多年，可是塑料袋這一白色垃圾仍然大行其道。這些現象表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精神文明建設的滯後，遵守法律是公共道德的下線而不是上線，法律不被遵守，大國崛起從何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