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６月２８日電

    新華社記者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懷著崇高理想，踏上戰火紛飛的中國大地，與中國人民並肩戰鬥，譜寫了一首首國際主義之歌。

    加拿大人白求恩，美國人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馬海德，印度人柯棣華，波蘭人愛潑斯坦，新西蘭人路易·艾黎……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經歷各異，但他們共同擁有的，是投身中國革命的激情，和對中國真切的愛。

    斯人已逝，餘音仍存。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埃德加·斯諾：“我愛中國，我願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裏，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埃德加·斯諾，美國新聞記者。１９３６年前往陜北蘇區訪問，蒐集了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次年寫成馳名全球的傑作《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題名為《西行漫記》）。他是當時在中國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記者，曾多次冒險營救我黨領導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學生，並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

    斯諾的故居坐落在美國堪薩斯密蘇裏河以南的３９街上，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７日，斯諾出生在這裡一棟普通的兩層樓房裏。記者在這裡找到了斯諾高中時的夥伴、現年１０５歲的老人查理·懷特博士。他回憶説，斯諾年輕時是個喜歡新事物、愛冒險的人，他們兩人在１７歲那年甚至駕車到加利福尼亞的沙漠中探險。

    斯諾一直幻想著週游世界。在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學習期間，院長威廉姆斯從這個年輕人身上看到了他探求未知世界的特質，鼓勵他到中國去。他中途輟學輾轉來到中國後，就此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１９３６年，斯諾在延安對中國共産黨的高層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進行了獨家採訪。１９３７年，《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在倫敦出版。這是由外國記者撰寫的第一本系統介紹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産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的專著，第一次向全世界傳遞了中國共産黨的聲音。

    斯諾影響了幾代人。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溫菲爾德説，《紅星照耀中國》不僅影響了中國人，也影響了美國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到中國訪問前，就讀了這本書。

    在密蘇裏大學堪薩斯分校，斯諾閱覽室陳列著斯諾的全部著作和手稿。據閱覽室主任戴維德·布卓思介紹，研究人員利用閱覽室的資料，撰寫了五部有關斯諾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是對歷史的真實寫照。即使是對當代人來説，也是認知中國的一把鑰匙。

    在斯諾事跡的感召下，如今美國醫生戴夢得·格雷博士夫婦在斯諾的老家堪薩斯城建立了斯諾基金會，這裡陳列了斯諾的照片和衣物，院子裏還樹立著斯諾的銅像，供人們瞻仰。

    斯諾逝世後，遵照其遺願，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還有一部分葬在美國哈得孫河畔。他在遺囑中寫道：“我愛中國，我願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裏，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我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員，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作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１９２９年初來到中國，１９３７年到延安，後赴抗日戰場，到前線採訪八路軍、新四軍，寫了大量報道，還陸續寫出了《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的戰歌》等近８００萬字著作，被譽為“熟知中國事實真相的、為數不多的作家之一”。

    美國曼哈頓下城紐約大學附近，有棟建於１９２８年的１６層灰磚樓房，在車水馬龍的鬧市顯得普通甚至有些落寞。上世紀４０年代，史沫特萊就在這棟樓一間２０多平方米的單間小公寓裏，度過了離開中國後的日子。

    在美國最大的網絡銷售商亞馬遜網站上，人們依然可看到《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的戰歌》《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這些史沫特萊的經典著作在銷售，並有讀者留言評價。對中國感興趣或是研究中國抗日戰爭的美國人仍舊會閱讀她的作品，感受她筆下中國革命者的風采。

    史沫特萊的母校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檔案館網站上，至今仍能看到大量有關史沫特萊的圖片資料、文稿和信件。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麥金龍是目前美國屈指可數的對史沫特萊有著深入研究的學者。他説，史沫特萊在當時美國及世界左翼人士中非常著名，她經常在廣播電臺發表演講，她與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大量接觸，包括老舍、董必武、陳翰笙等。

    史沫特萊對中國革命的支持遠不僅限于戰地報道。她１９３８年成為中國紅十字會志願人員，參與動員和組織白求恩、柯棣華等外國醫生來華支援中國抗戰，並與宋慶齡等人結下深厚友誼。

    史沫特萊一直獻身於中國的革命事業，其作品中字裏行間都流露著對參與中國革命的普通中國民眾的摯愛和深情。她寫道：“我到過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不感到自己是一個外國人。不知是什麼緣故，在那，我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員，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

    柯棣華：“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産黨。”

    柯棣華（原名德瓦卡納特·尚塔拉姆·科特尼斯），印度醫生。１９３８年９月隨一支小型醫療隊來到中國，１９３９年２月抵達延安，隨後到八路軍總院工作。１９４１年１月，他擔任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柯棣華被親切地稱為“貼心大夫”和“黑媽媽”。

    位於孟買中心城區的Ｇ．Ｓ．醫學院綠樹掩映，柯棣華曾經在這裡學習過，走在人流不息的校園，已難尋柯棣華當年的足跡。記者在學院入學學員花名冊上找到了柯棣華的名字。據説，在該學院博物館中仍存有柯棣華當年上解剖學課時所用的針具。 柯棣華的三妹馬諾拉瑪·科特尼斯向記者展示了柯棣華在參加援華醫療隊面試後寫給家人的信，信中説：“我知道這次去中國面臨失去生命和工作的風險，但與能夠醫治抗日受傷士兵相比，這些都不算什麼。”

    柯棣華到中國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工作方式和抗日根據地人們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狀態給柯棣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他産生了入黨的願望。１９４２年７月７日，抗戰五週年紀念日，這位印度醫生站在黨旗下莊嚴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産黨”。

    由於積勞成疾，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９日，柯棣華在寫講義時突然發病，不幸逝世，年僅３２歲。毛澤東主席為柯棣華大夫的不幸早逝題寫挽詞：“印度友人柯棣華大夫遠道來華，援助抗日，在延安華北工作五年之久，醫治傷員，積勞病逝，全軍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華大夫的國際主義精神是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的。”

    在印度，柯棣華的事跡早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就已經拍成電影。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９日，印度官方發行柯棣華紀念郵票。在柯棣華的故鄉紹拉普爾，有以柯棣華名字命名的醫院和公園，佔地約一英畝的柯棣華紀念館已基本建成，並計劃在今年正式投入使用。具有東方傳統風格的柯棣華故居除了還原柯棣華當年生活的情形外，還展出了柯棣華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圖片。這裡還將擁有一個中國針灸培訓室、一個漢語培訓室和一個圖書館，圖書館將收藏所有與柯棣華有關的書籍和中國傳統醫學的書籍。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裏，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中國籍波蘭人。抗戰時期曾以美國合眾社、《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和聯合勞動新聞社記者的身份訪問延安，並採訪中共主要領導人。他著有《人民之戰》《中國未完成的革命》《西藏的轉變》等許多反映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優秀作品，為推動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

    “你看，這就是當年國民黨政府發給艾培的戰地記者證。”艾培，是中國革命見證者和參與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昵稱，很多中國人也喜歡以艾培來親切地稱呼這位與中華民族共歷患難的老朋友。

    愛潑斯坦的妻子黃浣碧女士在北京西郊的家中向記者展示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發給愛潑斯坦在中國進行採訪報道的授權證明。記者證泛黃的照片上，愛潑斯坦風華正茂，目光熱情而又充滿智慧。

    愛潑斯坦１９１５年４月生於華沙一個猶太家庭，１９１７年，他隨父母移居中國。１６歲時，他在《京津泰晤士報》開始新聞報道工作。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隨著盧溝橋的一聲炮響，愛潑斯坦開始了他在中國的戰地記者生涯。

    天津、南京、武漢、廣州、香港，愛潑斯坦經歷的這條戰地報道路線，也正是日軍的侵略路線。黃浣碧説：“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歷史讓艾培從小就同情遭受列強欺辱的中國人民。”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愛潑斯坦從美國繞道波蘭返回中國工作，參加新中國對外宣傳雜誌《中國建設》（後更名為《今日中國》）的創辦工作。１９５７年，愛潑斯坦加入中國國籍，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人，全身心投入到中國的建設之中；１９６４年，愛潑斯坦做出人生又一個重要選擇：加入中國共産黨。

    除主辦雜誌和參政議政，愛潑斯坦還擔任過中國福利會副主席、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翻譯協會名譽會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名譽副主席等職務。

    “艾培是個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的人，他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民，他真的是在以一種‘主人翁’的姿態，本著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任的態度做人、做工作。”談到愛潑斯坦的一生，黃浣碧這樣説。

    愛潑斯坦在自傳中説：“在我生命的夕陽余暉裏，有人也許會問：你對於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是否後悔？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裏，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