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海南博鰲4月2日電(“新華視點”記者王暉余、夏冠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新興經濟體“承接轉移”,國內出現少量資本“抽逃”實體經濟跡象——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後危機時代”,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製造業,如何直面壓力、突出重圍、再造“新比較優勢”?
在4月2日由博鰲亞洲論壇和瞭望週刊社共同主辦的“博鰲製造業圓桌會議”上,來自美、德、法、日、韓和中國的製造業巨頭,共同為中國和亞洲製造業的發展路徑問診把脈。
應對歐美“再工業化”:“中國製造”轉型提速
2012年1月我國出口額同比下降0.5%,這是2009年12月份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這一信號引起廣泛關注,預示支撐“中國製造”的國際貿易空間正在加速縮小。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新一輪製造業爭奪戰正在全球範圍內打響。
與會的美國通用電氣集團負責人坦言,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看到經濟虛擬化使失業率高、消費信心不足。必須從“去工業化”轉向“再工業化”,重振製造業,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
31年來首次出現年度貿易逆差的日本,也出臺激勵措施,避免産業“空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
“只有重塑實體經濟,發展才有基石,這只是一個方面。”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總經理林左鳴説,歐美“再工業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後危機時代”,搶佔全球産業科技的制高點,掌握高端製造業的領導權。
“這將對‘中國製造’轉型升級形成圍堵之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説,歐美等國將借“再工業化”重新搭起貿易壁壘,並且通過“碳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規則,重奪國際産業競爭主導權。
但挑戰總是與機遇並存。與會嘉賓認為,西方“再工業化”會對中國製造業形成倒逼機制,將有利於促進中國轉變發展方式。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指出,中國快速形成的巨大生産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美國家庭的“去債務化”和歐洲政府的“去債務化”,無疑倒逼中國産能尋找新出路。
“這個新出路主要在國內。”與會嘉賓認為,調整出口和投資型的發展模式,轉而發掘內生動力,向內需要發展是“中國製造”擁有的最大機遇之一。
2011年中國城鎮化水平歷史性地突破了50%,達到51.27%,未來每年仍將有1000多萬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不斷推進的城市化將創造中國最大的內需。
“另一個應變之策是借機加快海外並購步伐,在新一輪産業競爭中搶奪制高點。”三一重工副董事長何真臨説,近年來,三一重工收購了全球混凝土老大德國普茨邁斯特公司,同時與奧地利帕爾菲格公司成立合資公司,迅速在國際並購中成為“全球機械巨人”。
對此,美銀美林中國區主席劉二飛説,過去五年,中國的海外並購投資額超過2300億美元。“現在的海外市場是買方市場,預期中國的海外投資趨勢將會提速。”
應對新興國家“同質競爭”:重構“新比較優勢”
“前有發達國家搶佔高端製造業,後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製造業轉移。”遲福林説,“中國製造”長期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
論壇提供的數據顯示,以製造業人員平均工資為例,目前越南大約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國東部沿海已經達到2500元至3000元。
“中國製造業綜合成本已超過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這讓有些製造企業感到迷失和擔憂。”蘇波説。
2011年以來,北京和長三角、珠三角等25個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22%。一些企業出現了“用工荒”,而少數跨國企業也有轉移出中國的跡象。
一個典型案例是,中國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製造基地,生産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産基地。
與會嘉賓認為,傳統比較優勢難以為繼,如何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産業競爭中贏得主動,已成為“中國製造”必須解決的新課題。
“構建新比較優勢,首先要提升産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格力電器公司總裁董明珠説,貼牌、代工是企業自主創新的必經之路,但幹了十多年、幾十年還是這樣,最終只能被淘汰。
“很多有魅力的品牌,比如蘋果手機,人們以第一個買到為快樂。”林左鳴用蘋果産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方向:培育兩個核心要素,一是擁有核心技術,二是注意不可複製性的建立。
另一個“新比較優勢”是培育新一代産業工人。“人力資本也有個轉型升級問題。”蘇波説,政府和企業要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培育“中國製造”基於人力資本的新優勢。
應對國內“雙重挑戰”:向改革要“新空間”
除了國外“前堵後追”,中國製造業還面臨來自內部的雙重挑戰:一個是國內部分高端製造業轉向海外;另一個是一些民間資本出現“逃離”實體經濟現象。
近幾年,萬向集團、華為、三一重工等高端製造企業佈局海外步伐加快。三一重工目前有30家海外子公司,已在全球建成15個物流中心,在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廣設研發機構。
對此,一些論壇嘉賓擔心國內高端製造業會呈現加速“外流”趨勢。
但三一重工負責人發言認為,中國大型企業轉向海外,可以通過本土化規避國外貿易壁壘,“搶灘”海外市場。
與會嘉賓表示,總體上看,國內部分高端製造業“外流”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並存。當然,如果中國改革停滯,則可能導致高端製造業“一邊倒”被發達國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認為,民營製造企業的發展環境仍有待優化,在資金、政策、創新體制等制度層面上,政府應為民營製造業在本土“生根發芽”鬆綁和“輸血”。
因為發展環境存在問題,近年來國內一些地方出現了“虛擬經濟火爆、實體經濟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蘇波坦言,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國製造業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落後産能規模大、壟斷行業進入難,加之生産要素成本不斷上漲,導致投資回報率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