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１１日電（記者沈錫權、譚飛、李柯勇、詹奕嘉）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瓶頸”之一，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刻不容緩。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

    記者最近在多地採訪中發現，針對現行社會體制的“短板”，我國一些先行先試的地區也已經在涉“深水”，探路徑，並逐漸積累經驗。

    向社會轉移部分行政職能

    今年７月，“順德社會創新中心”在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成立並投入運營。

    “順德社會創新中心作為法定機構是政、社協同提供公共服務的一個平臺，借此將部分行政職能轉移給法定機構來承擔，同時培育公民的社會責任和參與意識。這是順德建設‘大社會’的重要舉措。”順德區委副書記劉光大説。

    在順德公園邊緣一座頗具民族特色的建築內，伴著晨練市民的陣陣樂聲，中心負責人賈洪權説：“我們經常舉辦各種市民沙龍和論壇、社會問題圓桌會議，作參與式預算，讓居民提意見修改。”

    賈洪權解釋説：“不在機關大樓辦公，利用公園的一角，為的是親近市民，融入社會。”

    記者了解到，順德社會創新中心成立後工作已初見成效，一部分公共管理性質很強的政府職能，如社會項目發包、公共服務項目的招標等交由法定機構運作，效率明顯提高。

    賈洪權舉了一個例子：河流的包段治理長期以來多頭負責，城管、水務、環保、工商都管，但都管不好。交給法定機構公開招標後，給企業一個標準，治污到什麼程度就給企業多少錢。“政府不會夜裏去執法，企業為了自己‘活得好’，絕對會半夜三更去查哪家廠子在偷排。”賈洪權説。

    “搞社會體制改革，最本質的還是要向社會轉移職能。在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這方面我們是滯後的。在新加坡、香港，很多行政審批職能都讓法定機構承擔了。”劉光大説。

    “有限政府是市場經濟的精髓之一。社會發展相對滯後，最典型的就是無限責任政府（全能政府），所有事務都要管控起來，行政觸角伸張得多，自治的空間就小，社會的活力、創造力就會出問題。”浙江大學教授鬱建興説。

    鬱建興認為，這樣不但可以讓政府“省力”，還能讓老百姓更有社會責任感，“政府公共服務領域，能採取購買服務的，就不要自己養人、養機構。”

    將政府的公共服務平臺“沉”到基層去

    記者在採訪時聽到這樣一個故事。在深圳市福田區，有一個８０多歲老太太，每個季度去區社保分局按一次指紋，證明自己還健在（才能領社保金）。由於路途遠，家人清早陪護她開車過去，到了分局從後備箱取出輪椅，三個人抬進去排隊，前後用上半天時間。上個月福田區基層服務工作站開放後，老太太家人帶她到最近的一個服務窗口，５分鐘就辦完“社保指紋證明”回家了。

    “看不到政府的大樓而能享受到政府的服務，這才是高水平的服務。”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王敏説，“政府要儘量下沉服務，延伸到社區。”

    安徽銅陵市是全國第一個全部撤銷街道辦事處的地級市。自２０１０年７月以來，該市先後撤銷了市轄區的１０個街道辦事處，從原來的“市－區－街道－社區”四級管理調整為“市－區－社區”三級服務，並把原來的６１個社區整合為２３個。

    銅陵市委書記姚玉舟認為，撤銷街道辦成立“大社區”，有利於減少管理層級，加強基層力量和提高居民自治水平。

    街道撤銷後，原有的經濟發展、城管執法等職能收歸區相關職能部門，計劃生育、民政、社保等服務職能被全部下放到社區，原有的街道辦公用房無償提供給社區使用。

    “小社區變為大社區，辦個證、做個事方便多了！”銅陵市銅官山區繇山社區７９歲的田貴成説，“像辦低保，過去麻煩。社區收了申請再送街道，每個環節都得等，現在省了２０天時間。”

    “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是我國城市社區管理中的積弊。一些專家認為，由“街居制”向“社區制”轉變，社區的自治權和服務功能增強，是適應越來越多的“單位人”向“社區人”轉變趨勢和“小政府、大社會”建設目標的一種變革。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構建和諧社會，基層是關鍵。”溫州市委常委、鹿城區委書記王立彤認為，打造一個公共服務型的“有限政府”，當務之急就是搭建城鄉一體的高水準的新社區服務平臺。

    鹿城區春秋等２２個社區因此推出了整合民政、就業、新居民服務管理、治安等項目于一體的“一站式”社區服務，“居家養老服務平臺”等也在全區範圍內漸次搭建。

    讓社會組織在“原子化時代”發揮作用

    廣東省社會工作委員會專職副主任劉潤華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單位人”社會體制的解體，原來高度緊密型社會結構瓦解，從高度組織化走向“原子化”，變得非常鬆散。這個時候如果無相應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難以有效治理。

    劉潤華舉例説，外來務工人員服務組織是廣泛存在的社會需求，我們借助“異地商會”這樣一個合法的社會組織，為同鄉服務，與政府溝通，解決了“兩難”的問題。

    “如同市場領域的企業，社會組織就是社會的主體。深圳常住人口３００萬、外來人口１１００萬，它的穩定繁榮、創新活力離不開大批社會組織發揮的作用。”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説。

    到２０１１年底全國各類社會組織達到４５萬多個，在提供公共服務、解決就業、維護群眾正當權益、協調社會關係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我國的社會組織發展還是處在初級階段：能力弱、規模小、結構不合理、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行政化傾向比較嚴重。

    推進社會組織建設，嶺南開風氣之先。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除了特別規定和特殊領域，廣東省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無須業務主管單位前置審批。

    截至今年１０月１日，深圳市社會組織總量已達５３５３家，其中直接登記佔到１４％，範圍擴大到公益慈善、社會服務、生態環境等８大類，並擁有一批如壹基金、殘友集團、自閉症研究會、紅樹林保護基金會、藍色海洋保護協會等有影響的品牌社會組織。

    “時代發展了，很多新的公共服務産品政府無法提供，社會組織則是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有效補充。”馬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