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世界大國關係不斷發展演化，目前正進入新階段，出現了新趨勢。2012年７月，習近平同志在“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致辭中指出：“大國關係是影響國際形勢發展的重要因素。中美正在積極探索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這符合中美兩國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將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創舉。”

    冷戰前的大國關係

    對抗與衝突和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是冷戰前大國關係的主要特徵。大國之間的戰爭是霸權更替、國際體系改變的主要途徑。大國之間的衝突和對立甚至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

    這一時期大國關係長期處於敵對和戰爭狀態，主要原因有：資本在全球的擴張和掠奪通常以武力開路；大國之間缺乏密切的經貿關係；一些大國信奉武力，傾向於通過戰爭獲取國際利益；“堅船利炮”的廣泛運用，助長了列強稱霸世界的野心；國際體系不夠完善，缺乏強制力和約束力；等等。

    冷戰時期的大國關係

    冷戰時期大國關係的主要特徵是分裂、遏制和緊張。二戰後的世界分裂成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對立陣營。美國于1947年實施旨在將西歐經濟納入北大西洋貿易體系的“馬歇爾計劃”。蘇聯針鋒相對，于同年提出“莫洛托夫計劃”。隨著1949年經互會的成立，東歐經濟完全納入蘇聯的軌道。美蘇分別成立了互相敵對的軍事集團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之間的軍備競賽愈演愈烈。

    意識形態在兩大陣營的對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國認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則意味著極權和專制，是自由民主的主要威脅；而在蘇聯看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壟斷與戰爭的代名詞。

    1946年2月，美國駐蘇聯大使凱南在發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認為，美國之所以可以與蘇聯對抗、決裂而沒有什麼風險，是因為美國同蘇聯的“利害關係微乎其微”，“在那裏，我們沒有投資需要保衛，沒有確實存在的貿易機會會喪失。”歷史的發展證明了凱南的預測。在冷戰期間，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之間的經貿往來很少。

    冷戰後的大國關係

    冷戰結束後，大國關係日趨複雜化和多樣化。盟友與敵人的界限日益模糊，以亦敵亦友、挑戰與利益同在、競爭與合作並存為特徵的新型大國關係逐漸浮出水面。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等新興經濟體成為現有國際體系的參與者，通過遵守和利用現有國際規則發展自己。

    以下幾種因素使冷戰後新型大國關係的出現成為可能：主要大國都有核武器或核保護傘，戰爭作為解決大國競爭的手段缺乏可行性；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建立類似冷戰時期兩大陣營那樣的跨國組織已沒有可能；經濟全球化日趨深入，各國的利益更加緊密地纏繞在一起，而全球問題的解決具有正和性；主要大國之間經貿合作關係密切，高度的相互依存使得大國關係處於聯盟和制衡之間的模糊地帶。

    中美關係是重要的新型大國關係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並且日益成為現有國際體系的建設者和貢獻者。美國逐漸認可中國和平發展的現實，在對華關繫上傾向於接受中國的倡議，開創“競爭—合作”這一新型關係模式。

    近年來，儘管美國依舊堅持西方發展理念和模式的普遍意義，主張擁有美國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所有國家繁榮幸福的前提，但中國關於“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的主張，在世界範圍內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和贊同。

    隨著時代的發展，中美兩國擁有的共同利益和面對的共同挑戰越來越多。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09年3月發表的一篇報告提出：“沒有北京和華盛頓的聯合行動，解決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包括全球金融動蕩，武器擴散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能源保障）是難以想象的。”中美之間密切的經濟聯絡也降低了兩國發生嚴重對抗的可能性。目前中國的GDP已佔美國的40%，是美國的最大債主和第三大出口市場。2012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美國海軍學院發表演講時説：“在不到35年的時間裏，我們兩國從幾乎談不上有任何聯絡發展到徹底、無法回避地相互依存。這種情況需要雙方均在思維與方式上作出調整，今天的地緣政治不允許我們進行零和遊戲。一個興旺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興旺的美國也對中國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