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２６日電（記者 喬繼紅 俞懋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期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在談到其重要作用時，相關文件提到了“有利於穩定市場預期”。
總覽全球，從“理性預期”到“預期主義”再到新潮的“前瞻性指引”，在美日歐等發達國家，“預期管理”已經在相關經濟政策中多有體現。如今，中國也正加入這一前沿政策實踐，其思路和操作則更具自身特色。
“預期管理”全球實踐
“預期管理”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理論發源。根本而言，這是指有效引導、協調和穩定社會預期，力求經濟政策效果最大化，而副作用最小化。之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甚至啟用了一個新術語“預期主義”，著重分析了在貨幣政策中管理和引導預期的核心作用。
美聯儲在“預期管理”方面進行了諸多實踐探索，它通過對政策工具的清晰界定、對政策調整時機所應具備條件的明確解釋，以及定期舉行議息會議並公佈會議紀要等，使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可被市場預見，從而有效引導市場預期。
金融危機後，美聯儲一直維持超低利率，對於調整時機，則明確提出三個數據門檻：即通貨膨脹、就業指標和産能利用率水平。對近來牽動全球資本市場神經的量化寬鬆退出策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不但在國會聽證會上提出一套路線圖，還在不同場合給出暗示，有意引導預期。
近來，“‘前瞻性指引’似乎成為央行官員中興起的新潮流，”北歐聯合銀行分析師安德斯·斯文森説。就連一直拒絕“預先承諾”的歐洲央行，今年７月也做出重大變革，宣佈“關鍵利率將在較長一段時間保持現有或更低水平”，試圖用“前瞻性指引”對衝相關風險。英國央行新任行長卡尼則在就任後的首次貨幣政策會議上便推出“前瞻性貨幣政策指引”。
在日本，所謂“安倍經濟學”也通過在預期方面施加影響來調控經濟。安倍晉三上臺後多次施壓要求央行設定２％的通脹目標並推出超寬鬆貨幣政策，提高投資者對股市上漲、日元貶值和通脹上升的預期，提振企業和消費者信心，最終促進實體經濟復蘇和擺脫通縮。
中國調控理性選擇
當引導和管理市場預期已成為發達國家調控經濟、提升貨幣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時，中國政府也因時應勢，依據自身情況理性選擇，推出自己的“預期管理”措施。不同於西方主要集中在貨幣政策領域的做法，中國的“預期管理”覆蓋領域更加寬泛。
上半年，國務院針對出臺的一系列産業升級新政，在第一時間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科學解讀；對於“錢荒”、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小微企業減稅等市場熱點問題，相關部門也及時表明立場、積極穩定市場預期。
為回應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速擔憂，李克強總理在今年７月就提出，宏觀調控要使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９月，李克強總理又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明確了中國經濟運行中ＧＤＰ增幅等幾個關鍵數據的合理運行區間。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説，“不讓增長滑出下限”是十分重要的“預期管理”手段，這種提振信心的信號還需要不斷重復。
另外，為使公眾更深入理解宏觀經濟形勢，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等部門負責人還多次進行網絡在線訪談，解讀中國經濟的運行狀況。
這些措施對解決經濟個體的信息不對稱、穩定市場預期起到良好成效。瑞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就説，中國近期數據都顯示經濟企穩向好，説明７月以來政府多輪政策支持，包括“預期管理”都在起作用。
李克強總理在近期的國務院會議上再次部署，要求進一步完善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制度，增加對社會密切關注的宏觀經濟等重要信息發佈頻次。並要求政府與公眾互動，不僅科學解讀新政策法規，讓公眾更好地知曉、理解政府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和改革舉措，還要回應熱點問題，注意把公眾期盼融入政府決策之中。
華僑大學數量經濟研究院教授李拉亞説，在中國的“預期管理”中，強調“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的現代方法正在逐步增加。
政策風險仍需警惕
當然，在經濟調控中預期管理也不是萬能藥，各種潛在風險仍需警惕。
新西蘭央行行長格雷姆·惠勒説，“如果能平穩有效調整市場預期，就不必費周章調整政策”，如果央行或者政府只是紙上談兵，最終不兌現被預期的政策承諾，很有可能會引發副作用，損害公信力。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就曾指出，加拿大、瑞典等國的實踐表明，意在引導市場預期的“前瞻性指引”不能代替實際的貨幣政策行動，也難以産生持久和可信的效果。
波森説，美聯儲已出現與市場溝通的問題。如果央行將溝通本身作為重要的政策工具，並不真正兌現溝通內容，那政策最終可能失靈。
李拉亞也談到，傳統預期管理方法雖能改變預期，卻不能重塑預期，還可能帶來副作用。比如緊縮政策固然可以降低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但也會導致經濟衰退。對於這些政策風險，中國政府在實踐中都要有充足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