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１７日電（新華社記者）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剛剛落幕，針對廣受關注的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公安部副部長黃明１７日表示，到２０２０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為基本形式，城鄉統一、以人為本、科學高效、規範有序的新型戶籍制度。

    此前，戶籍制度改革的路線圖已經公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至此，“橫軸”和“縱軸”——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時間和空間坐標更為明晰，下一步的關鍵就在於如何有效、有序推進。

    “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是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的一項重大任務。”黃明解讀指出，“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穩步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１６日談到新型城鎮化近期工作重點時也表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就是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進、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不難發現，兩部委負責人的表述均強調了兩點——“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多位專家及受訪群眾認為，這兩者恰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兩條腿”，必須協調統一、同步推進。

    長期以來，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管理的需要，原本以人口登記為基本功能的戶籍制度，逐漸附著教育、社保、醫療等諸多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如今，這成為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礙。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認為，戶籍制度本身很好改，關鍵是戶籍背後依附的那些制度、服務、權利不一樣，加大了改革的難度。

    正如楊偉民所言原因，與當前明確的建制鎮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四級落戶政策相對應的，是兩種不同的人口遷移趨向——

    一方面，中小城市戶口含金量不高，農業轉移人口不願意放棄原有農村戶口。一些鄉鎮幹部細算了農村戶口的優勢：農民可在自家宅基地上建單家獨院的住房；即使自己不種地，國家糧食補貼、土地流轉租金等每畝每年有五六百元收入；若遇徵地，一些城郊農民可能成為“百萬富翁”。

    另一方面，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面對大量涌入的外來人口，已經不堪重負，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教育醫療資源緊張等“病症”日益顯現。嚴格控制這類城市落戶條件，是無奈而現實的選擇。

    統計顯示，以常住人口為基數計算，當前我國城鎮化率達到５２．６％；但按照戶籍人口計算，城鎮化率只有３５．３％。這説明有大量常住城鎮的農業轉移人口還不是城鎮戶口，處於“半市民化”狀態，也説明許多地方落戶門檻仍然較高，一些城鎮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還不足。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莘表示，做強小城鎮更符合現階段我國實際發展需要。隨著改革進程加快，小城鎮的公共資源將更加豐富、人才外流的現象也會有所改觀。在大城市普遍“超載”的情況下，中小城鎮的機遇反而會更多。

    黃明指出，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積極穩妥、統籌兼顧、紮實推進。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這一群體來説，既要解決好其中暫不具備落戶條件或者不願落戶城鎮人口的教育、就業、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問題，也要為他們公平有序落戶提供階梯式政策通道。

    事實上，一些省市已經出臺改革方案，開始這方面的有益探索。

    例如，雲南在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一段時間內給予進城落戶農民“城鄉兼有”的特殊身份待遇，蓋上“城鄉兩床被子”，讓農民既能享受農村惠民政策，又能平等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務。

    又如，上海今年開始實行居住證積分制度，對在上海合法穩定居住和就業的持證人進行積分，積分達到標準分值的，可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待遇。對緊缺急需專業、特定公共服務領域、遠郊重點區域、表彰獎勵等實行額外加分，將勞動者對城市的貢獻通過相應的分數回報予以體現。

    改革已在路上。一個普遍共識是，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在新型城鎮化的頂層設計之下，此次戶籍制度改革與有關領域改革統籌配套、協同推進，涉及面之廣、人員之多、力度之大均前所未有，其核心正是實現“人的城鎮化”。

    “從近期看，要推動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擴展；從較長時期看，則要以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公共文化、社會保障以及保障住房、就業服務等為重點，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統一和服務水平的基本均衡。”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彭森説。（記者鄒偉、王思北、王研、周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