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稱“茶興于唐，盛于宋”。唐朝茶葉的興盛，是在佛教特別是禪宗發展的基礎上風盛起來的。據《封氏聞見記》稱，開元中，泰山靈岩寺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傚，遂成風俗。”“禪”是梵語“禪那”的音譯，漢語“修心”或“靜慮”的意思。閉目靜思，極易睡著，所以坐禪唯許飲茶。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正是因為北方禪教的“大興”，促進了北方飲茶的普及；而北方飲茶的普及，又推動了南方茶葉生産，從而也推動了我國整個茶業的較大發展。

    但這決不是説茶就是在唐開元以後才與佛教相聯絡的，事實上在魏晉甚至更早以前，茶葉就已成為我國僧道修行或修煉時所常用的飲料了，如陸羽在《茶經》中，就多處引述了兩晉和南朝時僧道飲用茶葉的史料。其中引錄的《釋道該説續名人傳》稱：“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臺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飲所飲茶。”又摘引的《宋錄》稱：“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在魏晉南北朝時，我國僧道，至少江淮以南寺廟中的僧道，已有尚茶的風氣。不過，也須指出，和茶業的歷史發展相聯絡，茶葉的廣泛飲用於佛教僧徒和受佛教的積極影響。還是如上面史料反映的情況那樣，主要是唐朝中期以後的事情。

    我國茶與佛教的關係，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係。佛教特別是禪宗需要茶葉，而這種嗜茶的風尚，又促進了我國茶業和茶葉文化的發展。我國禪宗的坐禪，除選擇環境寂靜處作禪房外，還要求注意五調，即調食，調睡眠、調身、調息、調心。很明顯，這裡聽説的五調，特別是調睡眠，都與飲茶有一事實上的關係，可能也正因為茶對佛教和坐禪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後來有些佛教僧徒，不惜採用編造神話或移花接木的辦法，竭力把茶描寫成是佛祖的恩賜和僧人的功勞。

    如關於茶樹的來源，日本民間流傳有這樣一則神話，稱：佛教禪宗的創始人達摩，有一次在坐冥想中突然睡著了，醒來他悔恨不已，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來。當他把割下的眼皮擲在地上時，奇跡出現了，在眼皮落處，瞬時長出了一株婆娑大樹。大家在驚奇之餘，把樹上的葉片摘下一些煮嘗，一口落肚，精神倍增，睡意頓消，如此就産生了茶這種聖樹和出現了茶這種飲料。那麼，我國的茶業是什麼時候又是怎樣濫觴的呢？本世紀30年代，在美國出版的一部《茶葉全書》中，對此也有這樣一段記載，稱中國有一個叫迦羅的僧人，“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學歸來，攜回茶樹七株，栽培于四川之泯山”。書中把我國的茶樹，隱約説成是由印度引種的，實屬無稽之談。我國清人筆記《隴蜀余聞》記述：蒙山“上清峰，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雲是甘露大師手植”；以及《亦復如是。：名山縣蒙頂，“有茶株……名曰仙茶，雲係甘露大師俗性吳所手植者，其種來自西域蒙山的音譯。其實佛教界傳頌的上述這些佛祖、僧人對茶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無非是茶對佛教重要的一種説明。因為眾所週知，茶源於中國，世界各地種茶、制茶、飲茶乃至茶俗等等，都直接或間接由中國傳入，在傳播過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由於茶葉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視，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廟中間，不但設有專門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來命名，如多數寺廟的佛殿和法堂中，都設有鐘、鼓，常常鐘鼓長鳴。假如廟中只有一鐘一鼓，一般設在南面，左鐘右鼓。如果設有兩鼓，則兩鼓分設北面的墻角；設在東北角的，叫“法鼓”，設在西北角的，就稱“茶鼓”。很明顯，這“茶鼓”，無疑也是佛教崇尚茶葉的一種信據。

    因為茶和佛教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所以，在南方許多寺廟，特別在中唐以後，出現了廟廟種茶、無僧不茶的嗜茶風尚。如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所吟：“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起，自榜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唐朝寺院的寺前、院中、廟後、墻外，往往都種之以茶，自種、自製、自飲。正因為這樣，自唐朝以後，各地寺廟和歷代名僧為我們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勝計的茶史資料。只要對《全唐詩》稍作瀏覽，就能即時勾勒出唐代寺廟飲茶的風尚。如詩僧齊已《聞道林諸友嘗茶因有寄》詩中吟：“槍旗冉冉綠叢園，穀雨初晴葉杜鵑。摘帶岳華蒸曉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鄭巢在《送琇上人》詩中的意境稱：“古殿焚香處，清羸坐石棱。茶煙開瓦雪，鶴跡上潭冰。”劉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雲：“僧真生我靜，水淡發茶香。坐久東樓望，鐘聲振夕陽。”曹松《宿溪僧院》也有“少年雲溪裏，禪心夜更閒；煎茶留靜者，靠月坐蒼山”的詩句。從上錄這些史料中，不難看出，唐代寺廟飲茶的時間，從初春到寒冬，終年不轟；在一天中，從早到晚，從日落一直到深夜，所謂“窮日繼夜”。再以飲茶的場合説，如牟融《遊報本寺》詩句稱：“茶煙裊籠禪榻，竹影蕭蕭掃麼苔”。本嘉祐《同皇甫侍禦題薦福寺—公房》詩吟：“虛室獨焚香，林空靜磬長”；“啜茗翻真偈，燃燈繼夕陽。”武元衡《資聖寺賁法師晚春茶會》有“禪庭一雨後，蓮界萬茶中。時節流芳暮，人天此會同”之句。還有李中《贈上都先業大師》的“有時乘興尋師去，煮茗同吟到日西”；以及黃滔的“係馬松間不忍歸，數巡香茗一枰棋”等詩句。都反映了唐朝寺廟中，不只誦經、坐禪、做功時要飲茶，飯店、納涼、休息、吟詩、下棋等各場合，也離不開茶。可能正是因為這樣，唐時趙州高僧從稔禪師，有一句口頭禪，就叫“吃茶去”。有關無關，開口閉口，都是説“吃茶去”。這當然是一典型例子。趙州在北方，北方寺廟中飲茶已如此普遍，其時南方各寺廟中飲茶之盛，由此也可想見了。

    這裡還要指出，如呂岩《大雲寺茶詩》描寫的：“王蕊一槍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我國寺廟不只極重茶葉，需要茶葉，而且也是生産茶葉、研究茶葉和宣傳茶葉的一個中心。也以唐代的情況來説，如所週知，茶聖陸羽就是由寺廟收養長大的，其對茶的最初了解和興趣，也即從寺廟中獲得。和《茶經》差不多同時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對我國茶業發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茶歌》，則是陸羽的忘年交詩僧皎然所作。此外，皎然除有大量茶詩傳世外，還曾專門撰寫過《茶訣》一篇，對茶的功能和煮飲藝術，也頗有研究。再如唐代的貢茶院或貢焙，即每年專事督造湖州紫筍和常州陽羨貢茶的處所（無疑也是當時我國制茶或茶葉生産技術的中心），其地點就設在顧渚“上吉祥院”內。上吉祥院，南朝陳時原建於武康，貞元時為把貢焙附在一個大的寺廟，特把吉祥寺從武康遷建顧渚。

    在古代，也只有寺高才有條件研究茶葉、提高品質和宣傳茶葉。因為寺廟都有一定數量的田産，寺僧特別是那些大和尚，不參加生産勞動，他們有時間、有文化來講究茶的採造、品飲藝術和寫作詩以宣傳茶葉文化。所以我國舊時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説。如唐朝李肇《國史補》中提到一些名茶，如福州方山露芽、劍南蒙頂石花、岳州擁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蘄州蘄門團黃等等，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廟或寺僧。再如北宋時蘇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潛“天目山茶”、宣州寧國“鴉山茶”、揚州“蜀岡茶”、會稽“日注”、洪州“雙井白芽”等等，或貢或獻，也都是僧道創制和宣佈傳出來的珍品。以近代安徽産的一些名茶為例，如“黃山毛峰”，主産黃山松谷庵、吊橋庵和雲谷寺一帶；“六安瓜片”，以産于齊雲山水井庵處為佳；“霍山黃芽”，産于大陽鄉長嶺庵；休寧松蘿茶，是明時僧人大方首創，等等。所有這些，無不表明，由於佛教自身對茶的需用要，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葉文化的過程中，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我國乃到世界茶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