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講話，要求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
    步入1961年，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共和國“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刻”。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正式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軌道。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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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北京８月１４日電　步入１９６１年，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共和國“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刻”。１月１４日至１８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正式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軌道。

    在這次全會前後，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他提出，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並附上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發現的毛澤東１９３０年所寫《關於調查工作》（後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信中指出：“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中央領導人身體力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八屆九中全會一結束，毛澤東立即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在全黨起了表率作用。三個調查組向毛澤東提供了許多具體、生動、有重要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成為調整農村政策的重要依據。

    劉少奇來到家鄉湖南寧鄉縣和長沙縣生活了４４天，住進生産隊養豬場旁的破舊空房，踏看田地、山林、水塘、畜圈，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同農民和社隊幹部促膝交談，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

    周恩來來到河北邯鄲等地調查，武安縣伯延公社社員張二廷率直地反映了食堂和幹部作風等問題。周恩來親自到張二廷家，坐在門檻上同他交談，進一步了解實情。隨後，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問題，引起中央高度重視。

    陳雲來到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進行了１５天的調查研究，並主持召開煤炭和冶金工業座談會，進行工業調查。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也分別到四川、廣東、北京等地調查，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及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也紛紛下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全黨興起的調查研究之風，有力地推動著黨內認識的統一，推動了調整工作的進行。在充分調研、掌握情況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制定發佈了一系列條例和文件，如《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工業七十條”）以及“手工業三十五條”和“商業四十條”、“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等，産生了積極的效果。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全黨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為扭轉困難局面，開展全面調整準備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