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全會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實現了我們黨經濟理論上的重大突破。新華社發

    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４日電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實現了我們黨經濟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我國１９７８年底開始的農村改革，到１９８４年已經取得巨大成就。改革的成效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熱情，也堅定了全黨對改革的信心。將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成為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改革進程的必然要求。為此，黨中央及時地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根據這一認識，《決定》改變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對我國經濟體制的基本點作了新的概括：第一，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明確指出我國在總體上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二，雖然繼續肯定市場調節的作用是輔助性的，但同時強調這種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第三，對計劃經濟的內涵作了新的解釋，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劃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為此，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這些觀點，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

    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雖然在改革目標模式上還沒有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目標的提出，已經具有了明確的市場取向，體現了黨對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新認識，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對此，鄧小平同志給予了很高評價：“我的印像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