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了今後五年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主要任務。其中，特別強調要把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關係全局的重大任務。
為什麼提出要把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十一五”期間關係全局的重大任務呢？本報記者為此採訪了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陳凡博士。
結構不合理是外在表現形式，粗放則是直接原因
陳凡認為，《建議》提出要把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十一五”期間關係全局的重大任務是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的。他認為，經濟結構不合理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分地依靠擴大投資規模或增加物質投入，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與我國資源、環境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已經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不合理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存在突出問題的外在表現形式，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則是産生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直接原因。進一步深化改革，改變與傳統工業化道路和粗放增長模式相配套的制度與政策安排，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陳凡分析説，當前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主要有以下表現：第一，從需求結構上看，主要是依靠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動。第二，從産業結構看，第三産業發展滯後，在第三産業內部，傳統低層次服務業佔有較大比重，而現代服務業佔第三産業總增加值卻不到30%。第二産業比重較高，但高技術産業産值佔工業總産值的比重卻很低，工業技術水平落後。與加工業相比，基礎産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落後。農産品中，糧食作物多，經濟作物少；低品質作物多，優質作物少。第三，從地區結構看，我國地區經濟結構趨同，東中西三大地區間的差距日趨擴大。第四，從投資結構看，重基建、輕技改的問題仍沒有明顯改觀。第五，從城鄉結構看，我國城鄉結構明顯不合理。
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陳凡説，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産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作為制定‘十一五’規劃的著力點”。這一重要論斷，指明了新時期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進一步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對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陳凡説，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的發展既面臨“黃金髮展期”，也面臨“矛盾凸顯期”。這主要表現在，經濟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推動的，煤電油運供應比較緊張，經濟運行總體上繃得比較緊。分析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技術上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粗放經營方式比較普遍。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産權，我國在國際産業分工中仍處於低端位置。對不少高新技術産品，我們長期依賴進口；而那些國內技術比較成熟，但處於産業鏈低端的項目，卻成為吸引投資的熱點，出現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
陳凡表示，只有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利用自己的技術成果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對高新技術産業等優勢産業的投資，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我國來説，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支撐，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支撐，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支撐。
推動結構調整，促進增長方式轉變要有著力點
陳凡認為，我國“十一五”期間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經濟發展的需求結構必須實現由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雙輪驅動、內需與外需共同拉動的轉變；産業結構上，實現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增長，向工業、服務業共同帶動的轉變；投入要素上，向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支撐的轉變。
陳凡表示，要從根本上改變與傳統工業化道路和粗放型增長模式相配套的制度與政策安排，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競爭性市場體系，真正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同時，要矯正由於行政干預造成的價格扭曲，弱化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權力，建立包括政績考核機制、財稅體制在內的有效的體制機制。其次，真正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在目前階段，我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産業或者是資本密集型産業中勞動力比較密集的區段。發展這樣的産業，我國的經濟在國內、國際市場會有較大的競爭力，投資在這些産業中的資本的投資回報率也會較高。而且，這些産業能夠多創造就業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富餘，勞動力就會從相對富餘變成相對短缺。在這個過程中，我國城鄉差距會隨著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産業的轉移而縮小。
陳凡提出，通過真正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並且按照比較優勢戰略來發展經濟，實現“五個統籌”，走出一條新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才可能從根本上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本報記者 孟憲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