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環保總局通報6起重大突發環境事件，並提出要建立公共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特別是突發環境事件信息披露制度，以維護人民群眾的環境知情權。

　　結合1月份國務院發佈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不少人都認為，環保總局的這一舉措是對“預案”的一個回應，值得肯定。

　　信息的不對稱、不透明，一度制約著突發性事件的處理。在以前的突發性事件處理中，有的部門習慣於在事情處理後才發佈消息，他們“好心”地認為這樣做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但事實上，政府的權威信息在關鍵時刻“缺位”，非但不能“安定人心”，反而給謠言提供市場，進而影響社會穩定。在這方面我們也有過不少教訓。

　　在危機事件處理中，政府要做的就是儘快把事實告知公民，讓人們享有知情權，齊心協力做好面對危機的準備。

　　當前，我們國家已經進入環境污染事故高發期。對一系列嚴重的污染事件，不少專家用了“觸目驚心”、“擔驚受怕”的字眼來形容，有人呼籲建立“公共水域污染防範機制”，讓公眾在第一時間擁有知情權。也有人認為，對於這些與民眾生活攸關的環境現狀，能否像空氣質量指數報告一樣，主動地、日常化地向公眾披露，甚至成為一項強制性措施？

　　國家環保總局宣佈的這一信息披露制度，應該是總結眾多突發環境事件的經驗教訓後，邁出的可喜一步。

　　但信息披露僅是處理突發性事件的開始，而不是全部。在環保總局通過信息披露機制，第一時間將突發性事件置於公眾視野之後，實際上，對政府處置事件的行政能力、相關部門的法律意識、有關官員的管理問責，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處理環境突發事件，往往牽涉眾多部門，有時還會涉及“條條”、“塊塊”的利益，而這並非環保部門所能處理。這方面也不是沒有反面典型。2005年初，國家環保總局曾公佈了30個違反環保規定的項目。這一度被媒體譽為“環保風暴”，但公佈之初，並不是所有項目都主動“停工待查”，凸顯了環保部門在執法上的弱勢。再翻翻法律，最近20多年來，我們國家制定的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有20多部，約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的1/10。這麼多的法律，實施卻不甚理想。其原因：一是執法主體不明確；二是地方利益掣肘。

　　撇開利益問題，即使單就應急處理來説，也應當是一項系統工程。一個環保事件的處理，往往牽涉安全生産、水利、公安、民政、衛生、工業、交通、市政、宣傳等部門，環保只能是個協同作戰的部門。也正因為如此，在邁出信息公開的可貴一步之後，人們更加期待，儘快建立突發性事件發生前的長效防範機制，以及發生後的基本應急協調機制。(劉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