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也十分突出，社會公正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為各階層所普遍關注的社會焦點。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要解決目前我國存在的社會公正問題就應該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齊。就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

    西方福利制度教訓多

    記者：不少西方國家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我國，強調社會公正是否就要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齊”？

    鄭秉文：我認為“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齊”對中國而言是不現實的，強調公正並不是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齊。

    因為只要看看西方福利制度的演變歷史，就會知道，西方福利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發展膨脹到削減瘦身的這樣一個改革曲線。在這個曲線中，孕育了許多經驗教訓，我們應該吸取這些經驗教訓，未雨綢繆，不要走彎路。

    英最早實行但已改革

    記者：能否具體講一下西方福利制度戰後以來的發展脈絡，它給了我們什麼啟發？

    鄭秉文：現代西方福利國家比較典型的被認為是北歐國家。雖然從模式上看是起源於英國，但事實上英國在戰後宣佈建成福利國家之後由於種種原因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奠基這個制度的《貝弗裏奇報告》的本意，即普享性原則、統一性原則、均一性原則。

    當這一福利國家理念被推廣到歐洲其他國家時，北歐國家全盤接受併發揚光大，成為西方福利國家的“櫥窗”。而英國從上世紀７０年代開始，已逐漸改變這一模式。英國的演變驅動力，既有歷史文化的原因，也有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又有財政困難的原因；就是説，英國輸出了福利國家的思想和模式，但他自己最後又帶頭改革，在全世界範圍內，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期開始，撒切爾與彼岸的裏根一起掀起了削減福利水平和福利國家瘦身的運動，引發了一場風靡全球的福利革命。

    全民福利北歐也沒實現

    記者：那麼，在福利制度中如何體現社會公正呢？

    鄭秉文：在西方國家福利制度中，社會公正這一概念始終包含著兩重涵義，彼此相輔相成：一是機會的平等，即制度的平等問題，二是國家保護人的轉移支付，即再分配作用問題。前者強調“社會權利”，後者強調“削減貧困”。但實際上，完全的全民福利模式，在任何國家包括英國和北歐國家也沒有完全實現。例如，在英國，“全民低保”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實現過，其相當的非繳費型給付都是針對一定的目標群體進行的。

    從財政的角度講，社會公正也好，社會權利也罷，一個主要體現就是國家的財政轉移支付，這是社會權利的物質形態或説物質保證。但是，當福利國家不堪重負，福利制度成為國家的包袱時，改革便發生了，就有學者出來對公正二字做出了別樣的學術詮釋，例如，２００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雷斯科特的語言來説，社會公正就是“保持時間一致性”：現收現付福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是不公平的，因為它是大鍋飯，他人佔有自己的勞動就會喪失勞動的激勵機制，這才是不公正的，其結果就必然是人們不願意再去儲蓄也不願意去工作了。這就可被看成是福利制度改革的一個理論依據。

    高福利社會未必和諧

    記者：那我國有自身哪些方面因素決定不適合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齊？

    鄭秉文：第一，上述國家的人均ＧＤＰ都達到了幾萬美元，這些國家經歷了上百年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和幾百年對殖民地的掠奪，而我國打破“全民福利”的“大鍋飯”制度才幾十年，才剛剛跨過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的門檻。

    第二，高福利未必完全等於社會和諧。例如，近年來在法國，社會騷亂和“青年恐慌”幾乎年年發生，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而與其福利支出大致相當的鄰居德國卻沒有發生同樣的情況。所以，選擇一個正確的符合國情的福利模式在目前來説是更為重要的，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立法密集期。

    第三，福利制度屬二次分配，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手段，但是，福利制度不能解決一次分配的全部問題。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還在於一次分配，要建立一個科學、公正的一次分配製度，否則，二次分配動作太大會扭曲勞動力市場，産生負激勵作用。

    第四，儘管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形勢喜人，但從動態上看，我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永遠維持這樣一個高增長態勢。當若干年之後經濟進入穩定發展狀態時，就會保持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財政上的任何增收在１３億人口面前，只要用除法一除，也顯然無法跟發達國家去“看齊”了。

    第五，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也是一個問題。當前我國財政收入的來源結構還不夠合理、不具有可持續性。財政收入的“源頭”十幾年來相當程度上來自於出賣土地，某些發達地區甚至佔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樣財政收入來源結構顯然也不具有可持續性。 (記者　吳月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