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仍是世界加工廠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工廠

過去手機芯片不能生産要交知識産權費

生産汽車近４０年目前尚沒有世界級名牌 

    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目前來看，中國的工業化之路處在怎樣的階段？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發生了哪些變化？在這些變化下，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最急需的資源是什麼？雙方面臨怎樣的合作與挑戰？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

    工業大國還不是強國

    問：中國的新型工業化之路目前處在怎樣的階段？

    劉迎秋：當前我國已從一個農業大國轉變成為一個工業大國，但是還不是工業強國。我國各類産出的附加值還比較低。因此，我們必須強調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重要的一條就是提高創新能力，加強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産權建設。目前，我們主要缺的是這一塊。很多人説我國是已經成為世界工廠，這不準確。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我國還僅僅是一個世界加工廠。按照溫家寶總理的説法，只有絕大多數産業成為自主知識産權産業了，才能叫世界工廠。顯然，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比如，據統計到今年第三季度全國市場投放手機４億部，但是芯片不能自己生産，我國要交大量知識産權費；我國搞汽車近４０年，但到目前為止沒有自己的名牌；表面上看我國經濟發展規模很大，但實際競爭力不高。總之，到目前為止，我國仍是一個世界加工廠，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工廠。

    體制改革收益在遞減

    問：中國這些年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是什麼目前來看，有哪些變化？

    劉迎秋：中國這些年的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因素是三條，第一條就是體制變革，體制變革帶來了生産力的釋放。第二個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帶來資金供給及其有力推動。第三個是人口紅利的支撐。有估計説，我們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３／４，有的説是１／３。總之，中國的勞動力是便宜的，人口紅利是相當高的。

    但是，目前這三大動力的支撐作用在下降。第一，體制變革的收益在遞減，整體變革的成本在上升，改革的邊際成本也在上升，這就在客觀上帶來了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相對下降。第二，外來資金的推動作用也在下降。中國已經從一個缺錢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資金剩餘的國家。資金流入和資金使用的邊際收益也在持續下降。第三，人口紅利也在減少。隨著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勞動力的供給增長在下降，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成本在上升，過去那種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工資收入曲線持續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上的狀況在改變，並有所上升。這就在客觀上決定了産出成本的上升和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下降。在中國，不管是民營企業的發展，還是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都必須正視上述新問題。

    要走國際化創新之路

    問：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最急需的是什麼？

    劉迎秋：第一點是技術改進與創新。既然制度改進與變革的推動作用在下降，既然資金供給的支撐作用在降低，既然勞動力供給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消退，那麼，各類企業特別是中國民營企業就必須考慮和探索原來已經起作用但作用不足夠大的技術要素的作用。所以，要在技術改進和創新上尋找出路。

    第二點是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這是新經濟理論所討論的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如果對人力資本增加投入，資本的邊際收益曲線將遞增。

    第三點是加速企業的現代化。目前我國的４６５萬戶民營企業，７０％甚至更大比例的企業是家族企業。包括集體企業改制後的企業，相當部分也是家族式的管理。所以，需要探索家族企業現代化問題，即建立現代治理機構。

    第四點是國際化的營銷渠道。中國企業缺少營銷渠道，而沒有營銷渠道，即使有自己的品牌也難以佔領市場。因此，要創造條件，特別是要注意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積極發展和擴大我國民營企業的國際化營銷渠道。

    中外公司合作雙贏互利

    問：如何看待中外公司合作的主要基礎及其面臨的挑戰呢？

    劉迎秋：承認並尊重企業利益訴求，在競爭中實現合作，在交換中達到互利，在討價還價中實現共贏，就是當前階段中國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實現合作的深層基礎。從這個角度看，特別是隨著內外資企業實行同一國民待遇（統一稅收等）政策的全面實施，過去那種多數好處讓跨國公司和外國企業拿走、中國企業只得到一點兒加工費的時代正在成為過去。

    另外，雖然到目前為止，跨國公司在競爭合作過程中還掌握著更多的主動權，但是，在政策調整後，如果跨國公司不能審時度勢、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正確選擇與中國企業的合作路徑、渠道、方式以及行業，拿出他們最好的技術和産品投放中國市場，他們要在中國獲得如同過去那樣的高額收益，可能將十分困難。比方説，如果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不符合中國産業方向，或者仍然拿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十年甚至更多的落後技術來投資，就是不符合中國發展方向，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再得到像過去那麼高的收益的。德國大眾在華投資生産汽車，開始拿的不是最好的技術，並且已在中國賺走了超過投資成本數十倍的利潤，這種現象今後將不再可能。

    同樣，雖然中國民營企業的規模和能力還普遍較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總是無所作為的。恰恰相反，能否根據變化了情況和條件，突出重點，選準方向，抓住機遇，將決定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成與敗。今後，中國民營企業必須站在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的高度，從中國長遠發展的需要出發，按照中國産業政策總體發展的方向，從自身長遠收益角度深刻思考和大膽實踐與跨國公司等外國企業間的競爭與合作、共贏與發展。(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