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五年，也是對外開放事業獲得全面拓展的五年。外資工作作為對外開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保持了平穩增長，實現了質量和水平的有效提升。
一、吸收外資規模進一步擴大。
“十一五”期間，我國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預計可達到4200億美元，為“十五”期間的1.5倍左右;全球排名由“十五”期末的第4位上升至第2位，並連續18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即使是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較為嚴重的 2009年，我國吸收外資的降幅也遠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此後又較早較快地進入了復蘇通道，這表明中國政府的危機應對工作獲得了全球投資者的認可，有效提振了投資者信心。相關國際組織和專業機構所作的調查也顯示，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之一。
二、外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功能獲得更好發揮。
憑藉其優質資産和較高的生産經營效率，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我國社會財富的重要創造者和就業的重要吸納渠道之一，其創造的工業産值、稅收、進出口額分別達到全國的28%、22%、55%左右（其中高新技術産品的出口約佔80％），直接吸納就業約4500萬人。作為富有活力的市場主體，外商投資企業有效地促進了市場競爭和市場體系的完善，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溢出效應大幅提升了相關行業的發展水平。外資帶來的先進理念和國際規則，有力地推動了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也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
三、對外開放工作有序推進。
“十一五”期間，我國繼續推進建築、分銷、直銷等行業的對外開放，全面履行了我加入世貿組織的相關承諾。在此基礎上，我進一步向全球主動開放旅遊、金融信息服務、融資擔保等産業領域；與東盟及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等國簽訂多個雙邊協定，安排投資和服務貿易領域的相互開放；通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補充協議，在專業服務、信息技術、視聽、運輸等40多個部門對港澳分別做出高於世貿組織的開放承諾。
四、承接國際高端産業轉移成效顯著。
“十一五”期間，一、三産業吸收外資佔外資總額的比重由“十五”末期的30％上升到48％，特別是投向現代農業、商貿服務和民生服務領域的外資明顯增多。製造業領域中，電子信息、集成電路、家用電器、汽車製造等技術資金密集型産業繼續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等行業的外資日益形成規模。
與此同時，相關産業的核心競爭力也有了明顯提升。目前，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已超過1400家，比“十五”末期增長近一倍。外資研發中心中，從事先導技術研究的近50％，已超過從事市場調試型研究的比重（40%）；60%以上的研發中心將全球市場作為其主要服務目標。這表明，外資在華研發工作的重點已經從簡單的市場應用服務逐步轉向基礎研究和産品開發。
在這一時期，我國還抓住國際服務業轉移的機遇，集中力量發展了服務外包等新興業態，目前我已成為國際第二大離岸服務外包目的地市場，為下階段産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區域協調發展工作深入開展。
“十一五”期間，外資在我國內的區域佈局有所改善，中西部吸收外資佔全國總量的比重，由11％上升到14％左右，不但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對我沿邊、沿江開放戰略的推進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一批新的區域開放平臺在中西部興起。以外資經濟為主體的各類産業聚集園區的實力和整體功能有了明顯提升，“十一五”期間有22個中西部省級開發區成功升級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使得中西部地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總數達到了43個。中部貿易投資博覽會的舉辦，填補了中部地區區域性投資促進平臺的空白，5年間共吸引境外客商近3萬人，引入合同外資426億美元。
區域間的投資合作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通過對口支援、開發區異地合作、設立“産業轉移促進中心”等形式，區域間合作機制日趨完善，不但促進了産業梯度轉移，更便利了東部地區管理模式的輸出，提升了中西部外資工作的水平。目前，中西部地區不但在承接東部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方面有了明顯進展，電子、汽摩、航空航天、醫藥製造、現代農業等高端産業和服務外包等新興業態也已初具規模，在一些領域甚至開始與東部地區實現同步發展。
六、外資政策法規體系建設取得新的突破。
“十一五”期間，我國修訂和制定了外資並購和設立合夥企業等項規定，促進了外資市場主體立法的進一步完善；繼續深化外資審批體制改革，僅商務部在2009年一年內就先後取消和下放了26大類審批事項，目前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報商務部核準的僅佔全國的0.2%左右，有效推進了投資貿易便利化；在擴大開放的前提下再一次修訂《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同時切實加強對産能過剩領域外商投資的引導，提升了外資産業政策制定工作水平；特別是近一個時期，國家結合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工作，就穩定和擴大外商投資、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中西部承接産業轉移、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出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政策文件，這必將為未來外資工作發展方式的順利轉型奠定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