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2010年是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極其複雜”的一年，是我國實施“十一五”規劃的最後一年，是繼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打好基礎的關鍵一年。這一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我國順利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財政部黨組的直接指導下，全國財政金融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回顧過去成績喜人，展望未來任重道遠。為確保2011年宏觀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節分配、促進和諧等方面的作用。為紮實做好2011年工作，必須認清國際國內形勢、立足“十二五”全局，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握主要矛盾、勇於改革創新，在國家實施“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努力推動財政金融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工作再上新臺階。
一、認清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輪番”衝擊全球經濟，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依然深遠，全球經濟復蘇步履維艱
2010年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緩慢復蘇”態勢，但經濟復蘇的基礎比較脆弱，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多，尤其是在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輪番”衝擊下，全球經濟復蘇進程更加嚴峻、曲折。從下一階段走勢看，“發達國家滯、新興國家脹”的兩極格局可能進一步分化，“量化寬鬆”和“財政緊縮”將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年度主題，“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則可能成為新興經濟體的年度特徵。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利益博弈”，將推動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向縱深發展，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將變得更加深遠而複雜。
（一）美國為刺激經濟重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但可能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系統性風險
1. 美國經濟復蘇緩慢而脆弱，增長動力不足是最大隱憂。總體來看，美國經濟已經處於復蘇軌道，但數月來經濟數據總是喜憂參半，顯示經濟復蘇的脆弱性和復蘇進程的長期性。特別是高失業率和通縮風險始終困擾美國經濟，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失業率始終在9.5—10%的高位徘徊，而且大量的失業都是結構性的，短期內難以消除，産能閒置等因素也使美國的通脹率一路走低，這些最終都將影響企業信心、居民消費和信貸，給經濟復蘇帶來下行風險。究其原因，主要是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一是舊的經濟增長動力短期內難以重振。房地産和金融業曾經是美國的兩大支柱産業，但目前，金融業的次貸風險仍未充分暴露；受止贖風潮的影響，美國房地産市場也持續低迷，預計幾年內都難以恢復。二是短期內難以發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從目前的情況看，低碳、新能源以及物聯網等被美國政府寄予厚望的戰略性新興産業，短期內還無法成為支撐美國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
2．美國試圖用“量化寬鬆”政策刺激經濟，但可能難有大的作為。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擴大財政刺激政策空間有限，同時，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後掌控了眾議院，反對政府進一步擴大赤字，因此，美國政府只能依靠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復蘇。2010年11月，美聯儲宣佈將新增購買6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拉開了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序幕。但從美國實施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來看，由於美國已有陷入“流動性陷阱”的可能，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在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促進生産和投資方面難有大的作為。
3．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可能會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系統性風險。如上所述，如果“量化寬鬆”在刺激經濟上作用輕微，就必然有其他原因讓美聯儲甘願冒著遠期通脹預期加劇的風險，決定重啟“量化寬鬆”。事實上，“量化寬鬆”將會增大美元貶值壓力，從而刺激出口增長，在目前美國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大背景下，這或許才是其重啟“量化寬鬆”的主要目的。因此，美國重啟“量化寬鬆”政策一齣，就立即引起德國、俄羅斯等眾多國家的擔憂和不滿，批評美國干預匯率、“以鄰為壑”。除此之外，更多的國家是對全球流動性氾濫表示擔憂。因為美國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發行國，它的貨幣政策直接影響全球流動性狀況，如果它不承擔起維護全球流動性平穩增長的責任，就會給全球經濟帶來系統性風險。特別是目前世界各國經濟復蘇基礎都較為脆弱，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將會客觀上阻礙各國的復蘇進程。
（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源是歐盟內在的制度缺陷，預計短期內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1. 2010年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端並且擴散的一年。自2009年12月惠譽公司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以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不斷發展演化。2010年4月，希臘債務危機爆發；2010年11月，愛爾蘭債務危機爆發。雖然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希臘和愛爾蘭都進行了救助，還專門制訂了“歐洲金融穩定安排”，但市場仍然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進一步發展持悲觀態度，導致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的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目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仍有進一步擴散的趨勢。葡萄牙、西班牙等政府均表示，如果國債收益率持續高位，他們極有可能因融資困難而步希臘和愛爾蘭的後塵，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申請援助。
2. 歐盟的制度缺陷是導致歐債危機的內在原因，短期內難以化解。從表面上看，國際金融危機是歐債危機的外部誘因，但從深層次看，歐盟內在的結構性問題才是引發歐債危機的根本矛盾。一是歐元區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不統一是歐債危機暴露出的核心矛盾。目前，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而財政政策則由成員國自主決定，這種不一致的後果是：貨幣政策的統一使歐元區國家在面臨經濟問題時，只能使用財政刺激手段，最終造成財政赤字過高和政府債臺高築。二是成員國的“高福利”等問題是引發歐債危機的社會原因。比如，希臘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體系，導致剛性的社保支出居高不下，財政“入不敷出”。歐盟內在的制度缺陷不可能馬上得到解決，成員國自身的社會矛盾也不可能立即得到化解。因此，雖然目前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對希臘和愛爾蘭實施了資金救助，但這種短期援助不能解決其內在的結構性問題，援助附帶的財政緊縮條款甚至可能進一步惡化債務國的經濟和債務狀況，這一矛盾同樣適用於其他債務負擔較重的歐元區國家，歐債危機仍然可能繼續蔓延和惡化。長期來看，不排除個別國家發生違約的極端情況。
3. 為應對可能蔓延至更多國家的債務危機，歐盟可能會採取“量化寬鬆”等手段，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不利影響。總體來看，歐盟經濟也已進入復蘇軌道，但其復蘇進程受到兩大問題困擾：一是失業率持續高位。2010年以來，歐元區的失業率一直處於10%的高位，勢必影響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二是財政刺激力度下降。歐債危機使市場高度關注歐洲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歐洲各國不得不提早出臺財政緊縮計劃，財政對經濟的刺激力度將大幅降低。因此，為應對可能蔓延至更多國家的債務危機，歐洲央行可能借鑒美聯儲“量化寬鬆”的政策經驗，通過加大購買歐元區國債規模的方式，幫助歐元區有關國家渡過難關，進而帶來歐元進一步貶值、全球流動性進一步氾濫等等。
（三）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地位不斷上升，但經濟復蘇進程將面臨發達國家的制約
1. 新興經濟體經濟快速復蘇，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1世紀初開始，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反超發達經濟體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快速復蘇。2009年，按購買力平價測算，新興經濟體佔全球GDP的份額上升至52%，首次超越發達經濟體，並且取代發達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與此同時，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地位的提升，其政治地位也有所改善。不但二十國集團峰會正在逐步取代七國集團會議成為解決全球問題的重要平臺，而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中，發達國家將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份額，“金磚四國”均進入前十名。可以説，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劇烈衝擊下，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正在加速調整，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2. 發達國家主導了全球貨幣發行和經濟結構調整，給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穩健發展帶來挑戰。雖然新興經濟體表現出良好的增長態勢，但全球貨幣發行的主動權和結構調整的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的手上，這已成為制約新興經濟體長期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首先，發達經濟體為自身利益超發貨幣，使新興經濟體被迫承受資産泡沫和通脹壓力。2010年前11個月，俄羅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幅達到7%，印度已經增至8.7%，巴西同期也增至5.3%；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發達經濟體物價趨於平穩，有的甚至處於通縮邊緣，如2010年11月美國核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僅為0.8%，連續數月低於1—2%的政策目標值，亟需用寬鬆貨幣政策應對通貨緊縮。由於發達經濟體掌握了全球貨幣發行的主導權，新興經濟體只能被迫面臨日益“寬鬆”的市場環境，國內通脹壓力不斷增大，而且熱錢涌入還加劇了資産泡沫風險，威脅金融安全。其次，發達經濟體為擴大出口要求糾正外部失衡，使新興經濟體面臨被動調整的巨大壓力。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擴大本國外需，意圖將國際金融危機歸咎於所謂的“由出口導向型國家主導的外部經濟失衡”，從而迫使這些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市場國家被動接受結構調整，為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埋單”。
最為典型的事件就是，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召開前夕，美國財長蓋特納就曾經提出為一國經常項目盈餘或赤字設置上限的建議，即該國經常項目盈餘或赤字佔GDP的比重不得超過4%。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上，美國的此項建議遭到普遍反對，經相互妥協，各國達成共識，決定制定一套指標體系來甄別外部過度失衡，此項工作將在2011年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討論。事實上，外部失衡問題是涉及我國等新興經濟體發展權利和增長空間的敏感話題，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繼匯率問題之後，又一個遏制我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工具。因此，必須密切關注此事的進展情況，並且要積極思考如何把被動調整壓力轉化為主動調整動力。
二、把握國內經濟金融形勢：受外部衝擊和自身矛盾的雙重影響，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抑通脹”之間的關係，將成為當前及今後幾年經濟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0年，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堅定不移地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更加注重宏觀調控的靈活性和針對性，從而實現了全年宏觀經濟金融的持續穩健發展。從目前國內外的情況看，受外部環境衝擊和內部結構調整的影響，2011年國內經濟存在“價格上漲、增速放緩”的風險，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將更為複雜、形勢將更為嚴峻。
（一）發達國家“量化寬鬆”和“貿易保護”政策，將衝擊和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1.發達國家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給我國帶來較大的資産泡沫風險和通貨膨脹壓力。美國、歐元區、英國和日本是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發行主體，全球貨幣發行的主動權由他們掌握。通過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美國已經超發了大量貨幣，2009年美國廣義貨幣增速為3.4%，同期美國GDP增速僅為－1.7%，全球GDP增速僅為－0.6%，全球流動性已呈現過剩局面。在美國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的引領下，英國和日本都宣佈維持“量化寬鬆”政策不變，有跡象表明歐洲央行也在暗暗跟進。日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更是暗示説，如果美國經濟仍然面臨高失業和通縮風險，美聯儲可能啟動第三輪“量化寬鬆”。在全球經濟呈現“發達國家滯，新興國家脹”的兩極格局下，國際熱錢勢必向以我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積聚，並推動國際大宗商品漲價，給我國帶來資産泡沫風險、輸入性通貨膨脹等。近期，我國外匯佔款已經表現出異常，2010年10月新增外匯佔款5190億元，創2008年4月以來新高，熱錢加速流入的跡象較為明顯；11月新增外匯佔款3196億元，雖然環比下降4%但總額仍處高位，反映出我國前期出臺的一系列防熱錢政策已初顯成效，但阻擊熱錢的任務依然艱巨。
2. 美元和歐元的“輪番”貶值，給我國出口增長帶來巨大壓力。2010年以來，受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美元和歐元“輪番”貶值，有關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1%左右，人民幣對歐元升值11%左右。美元和歐元“輪番”貶值，給我國經濟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一是衝擊出口增長。歐盟和美國分別是我國第一和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元和歐元“輪番”貶值使我國出口受到較大影響。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出口同比增速呈現明顯的下滑趨勢，其中不乏美元和歐元貶值的因素。二是加大外匯儲備管理難度。美元和歐元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儲備貨幣，我國外匯儲備也以美元和歐元資産為主，歐元和美元的“輪番”貶值，不但使我國外匯儲備出現賬面虧損，而且加大了我國外匯儲備幣種管理的難度。
3. 發達國家“急於”通過擴大外需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對外貿易環境不斷惡化。目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經濟矛盾凸顯，再加上國內政治壓力，使他們在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情況下，急於通過擴大外需拉動經濟增長。一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截至2010年7月，美國對華已裁決正在實施的貿易救濟産品多達80種，歐盟也多達59種。2010年上半年，美國一共發起4項貿易救濟措施，全部針對中國産品。二是貨幣競爭性貶值苗頭顯現。除去美元和歐元的“輪番”貶值不談，部分國家也開始干預本國匯率。例如，2010年9月，日本政府宣佈入市干預日元幣值，僅9月15日一天就拋售2萬億日元。
（二）我國經濟自身存在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使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面臨諸多“內在壓力”
1. 從突出矛盾看，通貨膨脹壓力明顯加大，“抑通脹”成為當前經濟金融工作的首要任務。自2010年1月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節節攀升，特別是自三季度以來，已連續5個月高出3%的警戒線，11月份同比上漲5.1%，漲幅創28個月新高，通脹壓力越來越大。本輪物價上漲的“推手”，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外因素，既有成本推動原因，也有供求緊張原因。從國外因素看，發達國家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全球流動性氾濫，給我國帶來較大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從國內因素看，近年來，在外匯佔款和銀行信貸規模不斷擴張的雙重推動下，我國流動性存量始終十分充裕，隨著國內經濟轉暖，通貨膨脹很快重新進入人們視野。從供求因素看，目前我國正處於結構轉型期，節能減排、資源價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資標準等轉型政策，帶來成本性漲價壓力。此外，極端氣候對食品價格的影響也是原因之一。
從本輪物價上漲的情況看，儘管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前幾輪通貨膨脹漲幅小，但治理的難度可能更大，形勢可能更嚴峻。主要原因是轉型性漲價必然會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各國寬鬆貨幣政策一時也不會退出，以後一段時期，我國可能面臨持續較大的通脹壓力。
2. 從中期矛盾看，“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受限，“穩增長”的壓力較大。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促進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順利開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成功轉型的重要保證，但從“三駕馬車”的動力來看，都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一是出口增長的空間有限。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不降反升，從2008年的8.9%升至2009年的9.7%，2010年更有望突破10%，接近德國、日本曾經佔全球比重的峰值，增長空間已經有限。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對外貿易環境的惡化，預計2011年我國出口增長壓力較大。二是投資增長尚存不確定因素。到2010年底，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基本結束，2011年政府投資將有一個自然的緊縮過程，在政府投資逐步退出後，民間投資能否自發跟上，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三是消費可持續增長受到一定制約。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居民消費的穩定增長就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大亮點，但必須認識到，消費增長加速的空間也十分有限，因為從中長期制約因素來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社會保障制度等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改善，居民消費的可持續增長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3. 從長期矛盾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調結構”的任務相當艱巨。主要體現在：一是經濟發展方式依然粗放。長期以來，我國發展模式屬於勞動密集型和能礦資源密集型，但從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看，我國勞動力總供給已經逐漸走向拐點，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環境和資源制約形勢也越來越嚴峻，以生態與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難以維持。特別是我國出口增長方式粗放，附加值較低，加工貿易比重過大，國際分工地位低下，而且能耗高、排放大，結構不合理。二是産業結構、城鄉二元矛盾和區域結構矛盾突出。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産業升級換代滯後，産能過剩問題突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地域發展還不平衡，沿海快於內陸，東部領先西部。可以説，無論是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還是從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都已經刻不容緩。
4.從金融風險看，防範和化解潛在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金融風險向財政風險轉嫁的壓力還很大。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有效配置金融資源已成為各國發展經濟的重中之重，但發展金融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引導不當，就可能激化金融風險甚至引發金融危機。財政金融部門當前要重點跟蹤和關注以下兩個風險：
一是房地産金融風險。美國次貸危機是從美國房地産泡沫破滅開始的，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也能看到房地産泡沫的影子。以愛爾蘭為例，該國的債務危機主要就源於房地産泡沫膨脹和銀行對房地産的過度放貸。在2007 年愛爾蘭房地産泡沫破滅後，商業銀行出現大量虧損，政府在救助銀行的過程中背上鉅額債務，財政收支從盈餘迅速惡化為赤字。相較而言，中國房地産市場與愛爾蘭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尚未達到愛爾蘭的程度，同時，我國的房地産市場也有一些特殊之處。我國有必要從愛爾蘭債務危機中汲取教訓，對房地産市場進行前瞻性的市場調控和風險防範，提前化解潛在金融風險。尤其是在目前國際熱錢大量涌入，並有可能流入房地産市場的背景下，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做好金融企業財務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做好對房地産金融風險的預警和管控工作，防止銀行信貸向房地産行業過度集中。
二是地方融資平颱風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給每一個國家的財政可持續性敲響了警鐘。同時，從歐美不得已的財政緊縮計劃可以看出，一國將財政赤字和債務控制在適度規模，有助於保持財政政策的靈活性。整體來看，我國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都遠低於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2010年11月，穆迪公司提升了我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1上調為Aa3，展望為正面。12月，標準普爾也提升了我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上調為AA－，展望為穩定。但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需要進一步關注。從金融的角度看，各商業銀行間的無序競爭、不規範的放貸程序，以及地方政府對地方金融機構的“直接和間接”行政干預，可能是造成目前狀況的主要原因。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從加強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測、強化商業銀行風險控制等角度入手，積極、主動地防範和化解潛在的金融風險。
（三）把握主要矛盾，把正確處理“穩增長、調結構、抑通脹”之間的關係，作為做好經濟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針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中長期矛盾，在2010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國務院把2011年全國經濟工作主要任務確定為“穩增長”、“調結構”和“抑通脹”。圍繞這三大中心任務，正確處理“穩增長”、“調結構”和“抑通脹”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將是2011年甚至以後幾年經濟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1.“抑通脹”是首要任務，“穩增長”是重要目標，要正確處理“抑通脹”和“穩增長”之間的關係。為治理通貨膨脹，管理好通脹預期，人民銀行頻繁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如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息等，加大對市場流動性的回收力度，有關部門也研究出臺了多項穩定物價的政策措施，多管齊下抑制通貨膨脹。但現在的問題是，世界四大經濟體中，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的經濟復蘇都很遲緩，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均沒有退出跡象，只有我國經濟保持了良好的增長勢頭，並開始收縮流動性。這種反差不但帶來大規模的熱錢涌入，更使我國在努力穩定物價的同時，還必須保證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避免我國經濟受到外需不足和內部流動性偏緊的雙重打壓。所以，把握好“抑通脹”的“度”，是處理好“抑通脹”和“穩增長”關係的關鍵。
2.“抑通脹”是短期目標，“調結構”是中長期任務，要正確處理“抑通脹”與“調結構”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必須科學制定“調結構”政策，避免給通貨膨脹帶來額外壓力。2010年第四季度，受“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約束，部分地方採取了“拉閘限電”手段，導致部分工業品供應緊張，也直接導致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漲幅擴大。下一階段，應以此為鑒，科學合理地制定和執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相關政策。另一方面，在通脹壓力下，必須把握好“調結構”的節奏和力度。資源價格改革、勞動力價格自發上漲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等結構性轉型因素，給我國物價帶來了持續上漲壓力。目前，已有部分地區在高通脹的壓力下，暫時叫停資源價格改革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是，資源和勞動力價格改革，正是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之舉。因此，正確處理“抑通脹”與“調結構”之間的關係，把握好“調結構”的節奏和力度，顯得尤為重要。
3.“調結構”是“質”，“穩增長”是“量”，要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質”與“量”之間的關係。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描述經濟增長時，提法從“平穩較快發展”變為“平穩健康運行”，從而賦予“穩增長”更豐富的內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確保我國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當前必須處理好經濟增長“質”與“量”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處理好出口增長“質”與“量”的問題。2010年，為促進出口升級和內外需結構調整，我國取消了鋼材、有色金屬等6大類406種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並重啟匯率改革、資源價格改革等，體現了政府“調結構”的決心和信心。但是，目前我國凈出口仍集中在低端的紡織服裝等領域，專用機械設備、科學儀器等高端製造品還需要大量進口，我國出口升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提升出口增長“質量”的同時，如何保持外需“規模”的穩定，是需要正確處理的關鍵問題。
總體來看，2011年，“內熱外冷”的宏觀形勢將比2010年更複雜，“長短結合”的宏觀調控任務也將比2010年更艱巨，為切實做好2011年財政金融工作，各級財政金融部門必須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方針，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髮展趨勢，做好迎難而上的思想準備，想方設法、努力工作，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加快解決突出矛盾和中長期問題，防範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堅決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成果，結合積極財政政策的中心任務，進一步做好全國財政金融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工作。
三、立足全局、搶抓機遇、改革創新，為順利開展“十二五”期間財政金融工作開好局、布好棋
雖然我國的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國內經濟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從國際環境看，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從國內環境看，我國發展的潛力和優勢仍然突出，微觀主體活力顯著增強，宏觀調控能力明顯提高，為開展財政金融工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經濟社會大環境。因此，要抓住當前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立足全局、改革創新，努力開創“十二五”時期財政金融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一）立足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主動把握促進財政金融工作發展的“四個”戰略機遇
1.抓住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機遇，加快推進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歷史經驗表明，大危機往往引發大變革、每一場經濟危機都會催生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推動經濟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引擎，而在危機中善於抓住機遇的國家，往往會率先復蘇並佔據新一輪發展的制高點。如，發生在1857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引發了電氣革命，催生了電力、汽車、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興産業，同時也大幅提升了機械、冶金等傳統産業的發展水平，這次危機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提供了契機；發生在1929—1933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引發了電子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電氣時代進入電子時代，帶動了一批高新技術産業的崛起，從而推進了傳統産業的升級換代，世界産業結構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推動經濟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和網絡化等時代相繼來臨。這次危機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並促使德國、日本實現跨越式發展。
從應對本輪金融危機衝擊的情況看，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在對傳統産業實施救助的同時，積極尋找下一輪經濟增長動力，大力培育新興産業，並以此作為走出危機、引領未來發展的治本措施。如，美國發表了《美國創新戰略：推動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就業》報告，醞釀一場以新能源、生物工程、納米技術為主導的跨産業技術革命；歐盟制定了“2020發展戰略”，提出以技術進步、新興産業為基礎的靈巧增長、綠色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增長；日本則出臺了《未來開拓戰略》，提出了要建成世界領先的環保節能國家，並制定了信息産業潛力發展戰略。
面對這種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提出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並將其作為調整産業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戰略部署，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將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與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等內容，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著力點。在這樣一個稍縱即逝的“戰略機遇期”，必須抓住機會，積極應對挑戰，研究運用財政金融政策和手段，加快轉變“過度依靠資源、資金和物質投入”的經濟發展模式，調整“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産業結構，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這既是立足當前、應對危機的根本途徑，更是著眼長遠、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2.抓住新興經濟體經濟和政治地位崛起的機遇，大力開發我國對外貿易的新增長點。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地區結構也在發生一些新的變化，2010年，我國對巴西、東盟等新興經濟體貿易顯著提速，2010年上半年，我國與巴西雙邊貿易總值同比增長60%，巴西一躍成為我國第十大貿易夥伴，我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同比也增長了55%。在這個大背景下，更要因勢利導，研究有針對性的財政金融政策，例如，出口信貸和出口信用保險政策，優化我國的對外貿易地區結構，大力開發新興經濟體這個對外貿易的新增長點。與此同時，從國際政治格局看，目前世界經濟政治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話語權逐漸上升。要牢牢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充分利用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國際平臺，積極參與制定“遊戲規則”，推動國際金融體系向有利於維護我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和改革。
3.抓住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機遇，研究制定財政促進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各級財政部門要充分利用有利條件，積極克服各種困難，統籌兼顧做好各項財政工作，特別是在確保各項重點支出的同時，要把用好管好財政資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研究制定財政促進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進一步細化已出臺的財政金融措施，合理安排和精細管理各項財政資金，著重抓政策落實、抓制度細化、抓資金到位，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4.抓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機遇，進一步發揮財政促進金融支持經濟薄弱環節的作用。財政政策的優勢在於結構調整，而財政金融工作的優勢就在於可以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參與結構調整。因此，在當前這個“重要結構轉型期”，財政金融工作有很大的政策發揮空間。要以此為契機，積極創新財政金融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工作方式，把“調結構、惠民生”作為制定各項政策和安排各項工作的最終目標，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戰略，研究運用財政手段促進金融支持“三農”、中小企業等經濟薄弱環節的發展，促進産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經濟平衡發展。
（二）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找準財政促進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五個”政策結合點
各級財政金融部門必須堅持走“金融支農”、“金融惠民”、“金融改革”、“引資引智”、“制度為綱”的道路，將其作為財政促進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五個”政策結合點，紮實推進財政金融和外國政府貸款管理工作，力爭年年都有新進展，年年都上新臺階。
1.堅持走“金融支農”的道路，把支持農業生産作為“抑制通脹”和“促進新農村建設”的政策結合點。在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尚未消退、我國發展面臨重要歷史機遇和諸多風險挑戰的新形勢下，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是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有效手段。一方面，這幾年農業自然災害頻發、農産品價格波動加劇，糧食安全形勢仍然嚴峻。特別是近期食品價格快速上漲，成為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大的結構問題之一是城鄉二元結構。沒有農民消費需求的擴大，就沒有內需的全面可持續增長；沒有農民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全面小康。因此，必鬚髮揮財政金融工作的優勢，找準積極財政與商業金融的緊密結合點，利用財政杠桿作用，優化財政補貼手段，引導社會資源支農惠農。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特別是在推進農信社改革與發展上，各級地方財政金融部門要解放思想、開拓思路，因地制宜地穩妥推進本地區農信社改革。二是進一步創新財政促進金融支農方式，在落實和完善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獎勵，以及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政策的過程中，各地要認真總結經驗，互相學習、互相啟發、互相借鑒，研究創新支農新機制。三是進一步研究和完善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農業保險制度，通過保費補貼政策，創新財政支農方式，為廣大農牧民生産生活提供保障，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促進物價穩定和農民增收。
2.堅持走“金融惠民”的道路，把扶持弱勢群體發展作為“保障民生”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結合點。就業是民生之本，只有人人安居樂業，才能國泰民安。中小企業是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基礎，是吸收就業的中堅力量，是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部門。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十分突出，保障民生的任務十分艱巨。因此，必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結合“十二五”規劃主題主線和2011年財政工作中心任務，綜合運用各種政策手段，鼓勵金融機構促進就業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進一步完善小額擔保貸款貼息和獎補等扶持政策，改善創業環境、改進公共服務，努力解決好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等重點人群，尤其是城鎮就業困難人員、農村轉移勞動力等困難群體的就業問題。二是進一步擴大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結合當地經濟特點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工作重點，促進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微型企業的發展。
3.堅持走“金融改革”的道路，把深化金融機構改革作為“維護金融穩定”和“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結合點。一是進一步推進和深化國有金融機構改革，不斷完善國有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結構和委託代理關係，逐步將國有金融機構改造成為具備現代企業制度、擁有核心競爭力，並能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高質量金融服務的經濟主體。提高金融機構運行決策的獨立性，提升金融機構的風險管控能力，有效避免各級政府對金融機構經營行為的行政干預，搭建避免金融風險向財政風險轉移的防火墻，維護金融體系穩定運行。二是進一步推進金融企業績效評價和薪酬制度改革，不斷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認真推進金融企業績效評價工作，及時總結和反饋經驗與問題；要根據中央金融企業薪酬管理辦法，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區國有金融機構的薪酬管理政策，強化激勵約束機制，促進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
4.堅持走“引資引智”的道路，把創新外國政府貸款合作模式作為“促增長”和“推進節能減排”的政策結合點。與貸款國政府部門或貸款機構開展互利共贏的貸款合作，利用好這一官方交往渠道和平臺，是落實“十二五”規劃建議關於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必須不斷提高利用外國政府貸款的效率和水平；注重債務管理和項目管理，維護主權債務信譽。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依託外國政府貸款業務，結合國家大政方針，著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發展理念，在項目選擇上加強政策引導，重點支持節能減排等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領域，形成外國政府貸款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效機制，形成中外金融機構在低碳經濟和綠色金融領域展開智力合作的長效機制。
5.堅持走“制度為綱”的道路，把加強制度建設作為“防風險”和“促改革”的政策結合點。一是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督促金融機構貫徹落實各項財務規章制度，加強對金融機構財務數據的分析與利用，防範和控制地方金融風險，維護地方金融穩定，尤其是要密切監控地方融資平臺的舉債風險。二是各級財政金融部門要依據國有資産管理的相關制度，加強對金融企業國有資産産權登記、評估監管、産權轉讓等環節的全過程管理，從維護國有出資人權益的立場出發，提高國有金融資産管理工作的主動性和科學性。三是要強化外國政府貸款的全過程管理，提高各項規章制度的執行力，通過專題培訓等多種方式形成切實有效的管理鏈條。建立和完善項目監督檢查機制，定期開展項目的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早妥善解決。
（作者為財政部副部長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