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貨幣與金融委會員(IMFC)第二十四屆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席會議，並在會議期間接受中外新聞媒體的聯合採訪。
記者：IMFC公報和多邊（監督）報告稱希望中國進一步推出刺激政策、促進全球增長，中國對此到底能做些什麼？
周小川：中國今年的GDP增長率超過9%，我認為這有助於全球復蘇和克服當前的困境。有些人可能認為增長率越高越好，比如15%甚至是20%，但這是不現實也是不可持續的。可以期待中國經濟增長促進全球復蘇，但這個增長率大概是在8-10%左右。我認為中國在促進全球復蘇方面已經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除GDP增長以外，中國還通過進口促進全球增長。今年，中國進口增長了20%。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比GDP達到兩位數，但進口是個位數增長要好。其他方面，中國海外投資也能促進全球增長。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中國還增加了海外投資，這是很有幫助的。當然，海外投資也不能超過中國自身能力，畢竟中國還處於學習階段，許多中國企業和投資者還在海外投資的起步、學習階段。但總體上，中國對促進全球經濟從危機中復蘇和克服當前所面臨的困境都起到了非常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記者：近日金磚國家（BRICS）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已經表態，稱BRICS會在必要時刻通過IMF或其他國際金融機構針對歐元區危機做一些必要的事。我發現實際上有四種選擇，一是通過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二是通過IMF的新借款協議（NAB），第三是購入銀行資本，第四是購買歐元區主權債。從中國和金磚國家的角度看，您認為哪些選擇是更加可行的，哪些是可以排除的，哪些是最有效的？
周小川：我認為先要觀察歐元區國家是否能落實7月21日決議，現在一些國家還在進行討論，需要通過一些程序才能做出決定。所以在此之前，可以研究，但不好説下一步該如何去做。這當然要涉及EFSF作用問題，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可以討論進一步擴大EFSF規模，而這些都需要歐盟和歐元區來進行決策。對於IMF來説也是一樣。IMF有很多資源，如份額以及你剛才提到NAB。一方面大家做好研究和準備，另一方面也要有前提條件，即首先還是要看歐洲方面下一步如何做、做到什麼程度。因此，你説的幾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現在討論還為時過早。
記者：當前的情況下，大家普遍認為歐洲的情況比美國更糟。那麼我們的外匯資産多元化面臨多大的風險？
周小川：多元化就是減少風險，其道理在於世界各國經濟情況不一致，能夠互補。基於這種考慮，多元化會降低總體風險。當然，在危機期間，也會出現一些經濟走勢同步的現象。但即便如此，不同的區域、資産、機構、國別和貨幣總體上仍是互補的，因此多元化可以減少風險。
記者：昨天參加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討會，一位印度裔經濟學者剛撰寫了一本書，認為美國生活在中國經濟支配地位的陰影之下。他提出的觀點是，人民幣在下個十年後或下下個十年開始時會超過美元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您是如何看待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我知道您不喜歡人民幣國際化這個詞，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過程，何時人民幣能成為世界上主要儲備貨幣？
周小川：這取決的條件較多。首先，人民幣在市場上的被接受程度取決於市場參與者，不是誰的主觀意願可以決定的。市場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又取決於改革開放的進程。如果改革的進程慢，那麼貨幣的受歡迎程度會較低。第二，也受宏觀經濟持續性、穩定性、經濟增長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有些國家經濟困難較多，這時如果大家看到中國相對於這些國家宏觀經濟增長較好，可能會更願意接受一些，實際上中國也有自己的困難。但經濟都是週期性發展的，中國經濟增長如能夠持續、穩定，則十年、二十年之後人民幣地位的變化就會比較顯著。但從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經驗看，經濟持續、穩定、較快發展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不能輕易地假設。當然，如果您首先假設改革開放到位、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我相信人民幣會更受歡迎，我們也希望做到這一點。但做如此長遠的預測的意義不是很大，關鍵是把當前工作做好，在此基礎上尊重市場參與者的選擇。
記者：日前央行新聞發言人公開提到央行在研究擴大貨幣統計口徑即M2+。我們想知道哪些因素促使央行産生這一考慮，包括做出這一改變將會産生什麼影響？
周小川：M2+不是剛剛開始考慮的。事實上，在2、3年前就開始考慮了。主要是業務品種一旦發生變化，過去的統計口徑覆蓋面就會出現問題。例如，在道理上應該將某一科目計入M2，但量非常小，過去的口徑沒有包含；但一段時間後它的量慢慢變大了，這時如果再不計入M2就會有問題。例如，過去有一段時間就對金融市場保證金類資金是否應納入M2有過爭議，也有過一些修改，只不過那些變化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還有一種替代的辦法，即不搞M0、M1、M2三個檔次，而是多幾個檔次。但是，設新檔次也存在一個與經濟學家、分析人士的溝通理解問題。比如新檔次是否準確、是否能和歷史上的時間序列數據接軌，這些都是問題，還在研究過程中。
記者：上午您在講話中提到IMF應繼續改善份額和治理結構。您所説的機制改善是朝什麼方向改善？另外，您提到儘快推動2010年份額改革方案生效，這是不是意味著在份額改革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困難？
周小川：困難倒是沒有，因為大家才剛剛決定進行份額改革，即G20在韓國開會時決定的。但是，這一改革還要通過各種程序，落實的時間是2012年年會。這就是説事情雖然定了，但各個國家還要走不同的程序，真正執行到位還有一段時間。現在還沒到這個時間，但距離也不遠了，大家都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不出意外，所以要強調一下份額改革計劃。此外，份額改革還要求三年內再完成一次評估，這些都是份額改革持續要做的工作。治理方面，也有一些改革需要逐步到位，這是一個過程。我們強調的目的是希望這個過程能夠按照原來所做的承諾和時間表實現，不出現什麼意外。
記者：您對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基本情景設定是什麼？你是否認為最可能的情景是大批違約？
周小川：經濟學家、分析師們可能會提供一些“情景”，但我們所要做的並不基於“情景”。目前，我們多次強調對歐元區7月21日決議的強烈支持。我們非常支持相關的財政整頓計劃，支持IMF對如何運用其擁有的資源來幫助全球經濟克服當前困境有所準備，這些我在IMF會上已經講了。關於當前危機的演變，基本上我們相對樂觀，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説，我們相信歐盟和歐元區有很強的能力去克服困難、推進改革和為金融穩定及貨幣爭取更好的未來。
記者：會議期間，我們聽到佐利克和拉加德都多次提到佈雷頓森林體系、佈雷頓森林精神。在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公報中，我們看到“多邊監督合併報告”佔了很大的篇幅。我想問的是，IMF的多邊監督改革對於佈雷頓森林體系有什麼樣歷史意義？
周小川：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概念很廣，包括世行、基金組織等，而基金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監督。這個工作很不容易，也很重要，幫助各國了解經濟中失誤的地方，幫助防止危機。當然在現實中它經常可能做不到這一點，所以這方面工作需要改進。改進的起因是2008年危機深化前基金未給出太多預警，這一次主權債務問題的事前預警也不夠，導致大家有很強的改進預警的願望。因此IMFC公報專門強調了這一點，即“參考基金的三年期監督評估及溢出效應報告，形成一個更加綜合、公平和有效的監督框架，以更好地捕捉到威脅經濟和金融穩定的風險”。在這方面大家都有共識。
記者：最近國際經濟形勢和2008年有相似之處，即歐債危機、美國經濟表現不好。2008年危機對中國經濟政策産生了比較大的影響，那麼在現在的形勢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有何考慮？
周小川：7月中旬，中國國務院進行了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和下半年宏觀經濟部署，在開展這一工作時已經看到了主權債務危機、財政等問題可能對發達國家經濟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但影響仍不確定。因此，在表達有關政策時兩方面都説了：一方面，中國整體經濟趨勢沒有太大改變，所以總的財政、貨幣政策提法不變，還要繼續做好這方面工作；同時也要警惕國際經濟會不會出現意外的或比想象中更嚴重的問題。在這種時候，貨幣政策也要留有充分的靈活性和針對性，做好這方面的準備。
記者：我想問人民幣參與SDR方面您的立場如何？
周小川：這個問題我在不久前回答《歐洲貨幣（EUROMONEY）》採訪問題時已經談到過。最開始我們已經提過，中國主要是做好自己應對危機和金融市場方面的改革開放，如果做得好的話，當然人民幣會在國際上更加重要，會被考慮。當然現在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設想，但我們還是要尊重市場選擇。
記者：我們看到8月上半月時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曾經較快升值。最近我們又看到海外市場NDF有貶值動向。是否在現在這種國際環境下，反而是人民幣增大彈性的一個很好的時機？
周小川：從中國的匯率政策來看，一直是要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基本框架中擴大人民幣彈性。8月份匯率波動，市場主要認為這不是對美國債務封頂的反應，而是海關公佈7月貿易順差數字很高而引起的。多數外匯市場參與者非常關注貿易、國際收支平衡有關的數字，認為會影響他們的市場選擇。當然，國際收支數字發佈頻率較低，是按季度發佈，海關的數字則是每個月都出的。所以海關數字一齣來，在市場上就會有某種反應。至於NDF，我跟蹤得不是很緊，但聽一些市場人士説NDF走向是對匯率干預走向的反映，其代表性還不夠強。參與NDF交易的市場參與者數量還不多，所以我不好評論。
記者：今年IMF開始做溢出報告，實際上美國對全球的溢出影響是最大的，但IMF做的不是特別深入。現在美國出了扭轉操作這個貨幣政策，市場認為還不夠。但前兩輪量化寬鬆政策其實已經導致新興市場面對很強的資本流入。現在IMF公開承認美國非常規政策是正確的，因為全球形勢太糟了，那麼在目前美國貨幣政策可能會更加非常規、且未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下調的形勢下，如何來預期對中國和新興市場資本流動的影響？如果全球都放慢，中國是否也要考慮貨幣更松一些？這是不是會導致兩國貨幣政策的複雜度和相關度更加困難。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前景？
周小川：我看你説得挺全面的。溢出報告是基金的研究隊伍做出來的，不可能把所有東西算的很準、把未來全都計算在內，但還是揭示了全球化過程中幾個大經濟體區域間較大的相互影響。貨幣政策，特別是大國貨幣政策、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其溢出效應肯定會更大，大家關注也密切。至於是否要立刻做出政策反應，則要取決於多種因素，分析不能只看一個方面，要看多個方面。
記者：市場上有一些對中國通脹的擔憂。在當前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增長和通脹哪一個更令人擔憂？
周小川：在中國，央行有四大主要職能。第一是低通脹，第二是經濟增長，第三是就業率，第四是國際收支平衡。我們始終同時關注這四個目標，不會只關注一個而忽略其他。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強調央行在改革和市場開放方面的職能，以及金融市場穩定職能。
記者：但是存在關於通脹的擔憂。你將如何應對這些擔憂？有看法説央行的政策沒有成功抑制通脹。
周小川：我們非常緊密地關注通脹，不會因為關注增長而忽略通脹。在降低通脹上，我認為需要考慮時滯效應。不存在立刻就能降低通脹的政策。而且，必須要同時考慮國內國外形勢。當前，許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都存在。
記者：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對於匯率的看法？有些人認為，由於這次危機，中國遇到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好時機，也是很好的再平衡時機。其他人則持相反態度，認為在如此糟糕的經濟形勢下出口也不穩定，所以中國應該放慢升值速度。你是怎麼想的，危機是否會影響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速度？
周小川：我首先要強調匯率是由兩件事決定的。一是市場參與者買賣行為，在中國我們還有央行干預，這些共同形成匯率走勢。二是匯率是與國際收支情況高度相關的，貿易差額、經常賬戶、資本賬戶的平衡狀況都很重要。央行的有關考慮也要依靠國際收支數據。僅僅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下，比如當年我們看到“兩房”情況迅速惡化的時候、雷曼倒閉的時候，我們才會認為國際形勢要求我們的匯率政策做出改變。除此之外的一般情況下，國際形勢會自動在外匯市場中反映出來。
記者：剛才大家講到了人民幣國際化，周行長的意見很清晰，是讓市場來決定。但這個又與中國的改革密切相關，華爾街日報的朋友曾將人民幣國際化比作特洛伊木馬。討論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有人認為由於匯率改革不到位，人們就願意使用人民幣，不願意把人民幣拿出去，導致整體外匯儲備增加；二是有人認為在改革的次序上，利率市場化、匯率、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很關鍵的東西。那麼我們心中關於市場改革有沒有一個大的規劃和框架？
周小川：回答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認為可以參考一下我去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是關於改革最優設計的問題，涉及系統之間的配合關係，即做一件事，與其配合的子系統應該是什麼樣。其中還有一段是關於最優順序的設計，即做事時最好的順序是什麼樣。但實際上，現實是複雜的，你不一定能做到所謂的最優順序。某種改革順序安排從經濟角度可能最優，但如果考慮政治、社會和人的思維演變過程，情況會更加複雜。我們從中國改革的經驗也都看到，實際上往往都是有爭議的。有時候你覺得順序不是最好的順序，但事情也能做成，因為有時候還有倒逼的作用，也就是有時候一件事情不應該先做，應該第二步做，那麼做了之後就會倒逼那件應該先做的事。總之，改革中的順序安排，回想起來常會有這樣的關係。
記者：過去幾天的會議，我發現國際社會談很多危機，而一談就把目光放在了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好像對我們期待很高。另一方面，當我們消費降低，他們又進行批判。您作為一個中國官員，能否談談如何看待國際社會的期待和批判。
周小川：這個問題我説起來就是兩點意見，一是我們看IMFC公報，我覺得公報總體上還是比較平衡的，它將全球經濟主要危險點都説得很清楚，用大段表述講發達國家處於危機焦點以及該如何去做。當然在第4段也有幾行字談到了新興市場應該怎麼做。因此，從整體來看，這次我認為還是相對比較平衡。
二是中國有個邏輯，我們很早上學時就學習了要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這個事從全球來講，經常不是這樣。中國認真對待自己這些問題，在“十二五”規劃以及危機前200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都指出了我們自己的一些問題，比如應該擴大內需、擴大消費、改進服務業、減順差、促平衡等等，這些表明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問題。但有時候在國際場合，就存在出了錯賴別人的現象。平心靜氣地來講，通過國際社會上的座談、磋商、國際組織的工作，總體來講對問題的焦點還是比較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