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知道現在農村是什麼人在種田嗎?

    11月29日,重慶長壽區葛蘭鎮南中村,53歲的村民黃國全和記者談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鼓勵農村土地流轉時,提出這個問題。

    然後,他又自問自答:過去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隊”——也就是婦女、兒童、老人。現在,只剩“六一九九部隊”了,因為年輕婦女絕大多數也出去打工了。老人、小孩忙不過來,好田好地都撂荒了!

    雖然在10天前的村級換屆選舉中,黃國全已將扛在肩上20多年的支書擔子交給35歲的徐相飛,但全村200多畝撂荒地卻沉甸甸地壓在他心上。所以,他認為鼓勵農村土地流轉,是抓住了發展的要害。

    早在1979年,南中村便秘密進行了“包産到戶”,生産力解放得早,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也最早被調動。但記者採訪發現,在“包産到戶”34年後的今天,南中村卻因為土地流轉遲滯,經濟缺乏活力。

    “土地流轉是大方向,不僅能夠促進規模經營,還有利於推廣機械化、節省勞力,這是我們的‘短板’,必須攻克。”新上任的村支書徐相飛信誓旦旦。

    分散經營困擾南中村發展

    卸任前的黃國全,在全市8000多名村支書中顯得比較特殊:他的名字常常見諸報端,也經常接受電視臺採訪。但這份榮耀,更多地是因為他已故的父親。

    黃金爐,黃國全之父,南中村“包産到戶”的發起者。

    1978年底,赤腳醫生黃金爐走馬上任,出任長壽縣葛蘭區葛蘭鄉八一大隊(南中村前身)十三生産隊隊長。翌年,經過仔細思考,他冒著風險做出決定,將土地包給農民,當年十三生産隊平均畝産便達650斤以上;1980年,葛蘭區推廣了這種方式,80%的旱地“包産到戶”,所有水田責任到人,當年畝均增産200斤以上。

    “包産到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産力,就這一步,南中村就越過了溫飽線並開始憧憬增收致富。

    但走向富裕之路卻如此艱難。

    單個農戶分散經營的弊端很快暴露:它不僅産出低,不利於推廣機械化,並且抗風險能力極弱,在市場面前,很難保證持續增收。

    具體到南中村,該村4100余村民,耕地約2600畝,人均耕地只有6分多一點。以一家3.5人計算,每戶兩畝耕地,每年種稻穀所得不過2000多元,刨除種子、肥料等支出後,凈賺不足500元,如果把勞動力支出算在內,則剛剛維持收支平衡,也就是沒有收益。

    因此,村民紛紛外出打工,留在村裏的不過2000人左右,還是沒有多少勞動力的老人與小孩,這直接導致了撂荒地的出現:據統計,南中村有200多畝地撂荒,約佔全村耕地10%,高出全鎮平均水平一倍。

    分散經營,成為困擾南中村發展的關鍵,時至今日,這個重慶“包産到戶”第一村的土地流轉不過200余畝,以水稻和柑橘為主的種植業仍十分零散,沒有一個大戶。

    幾次與土地流轉擦肩而過

    事實上,南中村幹部心裏早就明白,要改變經濟發展裹足不前的狀態,出路在於土地流轉、規模經營,他們也曾為此努力過,但當機遇來臨時,卻都錯過了。

    最早一次,是1985年,當時有人想在南中村投資建設一個水泥廠,但其時村民剛享受到“包産到戶”帶來的改革紅利,把土地視為“命根子”,哪舍得放手?於是機遇喪失。

    五六年前,一家企業想在村裏流轉上百畝地,發展魚塘,但兩三戶居民死活不同意拿地出來,對方轉而投入葛蘭村的懷抱。

    最後一次是在兩年前,流轉700畝地的苗圃眼看就要達成協定,對方卻發現,由於南中村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葛蘭鎮,流轉的土地中有一半已被納入了葛蘭場鎮的土地規劃中,只能悻悻然將資金投到了臨近的天臺村。

    當了15年村幹部的村主任張憲榮回憶起這幾次機遇,有些懊惱:“現在看來,當時村裏的膽子還是小了點,既然是改革,就應把勇氣鼓足一點,步子邁大一點……”

    沒有業主進來,阻擋不了一些有能力的村民對規模經營的渴望。63歲的村民秦伯壽與老伴吳淑芳便把外出務工的侄兒全家的土地都耕種起來,合計在一起有七、八個人的地——這種帶親情色彩的隱性流轉,在南中村並不鮮見。

    沒有業主,一些基礎設施自然得不到改善:南中村的重要交通命脈,葛蘭至大壩公路,至今仍是長壽區唯一一條沒有硬化、油化的省級公路,村民調侃:這路下雨天到處積水、泥濘難行,是“水”“泥”路;晴天,路上一地浮土,機動車經過,塵土漫天,就變成了“揚灰”路。確實嚇跑了不少投資客。

    土地流轉不理想,再加上基礎設施投入力度不足,這讓南中村陷入發展的“死結”。

    期盼深化土地流轉

    如何解開這個“死結”?

    “還是要以土地流轉為突破口。”新近履新的徐相飛坦言,特別是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這三個鼓勵,是指引南中村未來發展的‘明燈’。”

    他將目標放在了發展家庭農場上,“村民都喜歡眼見為實,我就打算至少在靠近場鎮的地方引導、鼓勵發展兩三家家庭農場,給村民起到帶頭示範的作用,讓他們看到土地流轉、規模經營不僅能提高勞動生産率,而且可以降低生産成本。”

    “當然,在這之前,我需要摸清家底,”他謙虛地表示,“比如説,重新丈量一下,到底有多少耕地、多少山坪塘、多少撂荒地,這樣才能制定詳細的規模經營規劃。”

    村主任張憲榮則想採取“迂迴戰術”。

    他告訴記者,村裏的農民新村今年夏天已動工,目前正在平場,兩年後交房。這個農民新村規模不小,共有376戶,而修建它的目的,一是讓無房戶、窩棚戶、危房戶都能住進新家,實現“居者有其屋”,二是借此千方百計也要招來一個企業,在承包綠化、基建工程的同時,把葛大路硬化一小段,“交通上去了,流轉也肯定能提速”。

    葛蘭鎮黨委書記羅方全鼓勵村裏大膽探索,他認為:開放農村土地市場、戶籍制度、賦予農民更多財産權利等這些較深層次的改革,在細則出來前,基層還只能等待。

    “但除此之外,很多東西是事在人為。”羅方全説,例如,在土地流轉上,要充分利用一切渠道,去挖掘信息,從而找到企業投資;同時,也要探索如何創新農業生産經營體制,大力發展新型農民合作組織,通過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經營主體,推進農業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

    最後,羅方全提醒:加快農村土地流轉,不僅是基層的事,除了給政策,各級政府還應該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切實改善農村基本條件。(記者 張小良 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