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自主創新帶來四大變化
深圳必須在“緊約束條件下求發展”，既要讓馬少吃草，還要讓馬膘肥體壯跑得快。
怎麼辦？惟有吃“科技之草”，通過自主創新，走科技發展之路，實現快速發展和高效發展的統一。
——中共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
從“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
進入新世紀以來，深圳的發展日益面臨土地、資源、環境、人口“四個難以為繼”的制約。深圳市委、市政府明確提出，深圳必須在“緊約束條件下求發展”。
由此，深圳的經濟增長方式開始向“低投入、低能耗、高産出、高效益”的方向轉變。2005年，全市每平方公里土地産出1.75億元的GDP和6000萬元的稅收，比1999年提高了1.4倍。萬元GDP能耗0.55噸標準煤，萬元GDP用水量47.2立方米，全口徑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達34.6%，在全國處於領先水平。目前，深圳已是國內單位面積生産總值最高的城市之一，在其高新技術産業園區內每平方公里産出的GDP高達98.18億元。萬元GDP的能耗、電耗和水耗，分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38%、64.7%和11%。
從“深圳製造”到“深圳創造”
通過持續推動自主創新，深圳不僅實現了工業發展從依靠“三來一補”向以高新技術産業為主導的轉變，還實現了高新技術産業發展從依賴外資向自主創新為主導的轉變。
近年來，深圳市高新技術産業以年均48%的産值增速一路高歌猛進，産品産值佔全市限額以上工業總産值的比重由1992年的12.2%飆升至2005年的51.2%，成為“第一支柱産業”。
尤為可圈可點的是，自主創新已經成了深圳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主導力量。到2005年底，深圳高新技術産業實現産品産值4900億元，高新技術産品産值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的50%以上，其中自主知識産權産品産值達2842億元，佔高新技術産品産值的比重達58%，專利申請量突破2萬件。
從“星星之火”到“萬紫千紅”
在深圳這片土地上，自主創新之勢猶如星星之火終至燎原，迅速成長起來一批致力於自主創新的企業群體、企業家群體和科技人才群體。
2005年底深圳全市從事高新技術産品研發生産的企業有3萬多家，其中産值過億元的達280家。除了華為、中興、中集、比亞迪等有代表性的自主創新骨幹企業和任正非、侯為貴等在國內外有影響的創新型企業家以外，一大批掌握了各自領域核心技術的中小高科技企業和領軍人物也正在迅速崛起，如大族激光、邁瑞醫療設備、賽百諾基因治療藥物、同洲機頂盒、朗科閃存盤、中興集成IC等等。這些企業、企業家和科技人才是深圳自主創新生生不息的源泉，其成功不僅直接貢獻于經濟社會發展，更增強了國人自主創新的信心、豐富了國人自主創新的經驗，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從“盛行投機”到“崇尚創新”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曾經瀰漫著投機空氣的深圳，今天正在形成“敢於冒險、勇於創新，寬容失敗、追求成功，開放包容、崇尚競爭，富於激情、力戒浮躁”的創新文化。
自第一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于1999年落戶深圳以來，出現了“男女老少齊上會”的有趣現象。2005年第七屆高交會限于場地曾一度規定兒童不能入場，結果遭到眾多家長聯名抗議，只好取消了這一限定。深圳社會對高新技術的關切和崇尚由此可見一斑。正是由於深圳全社會激勵自主創新蔚然成風，使全社會優勢資源源源不斷地向自主創新聚集，最終形成了“千軍萬馬齊創新”的令人振奮的局面。
全國科技大會召開以後，深圳進一步提出並得到全市上下高度認同的設想：“敢於把深圳改革開放25年積累的財政實力大膽投入到自主創新中去，為今後更長時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自主創新已經內化成為深圳的一種精神，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
激勵自主創新須關注七大問題
全國科技大會召開後，在社會各界對中央提出的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高度認同、倍感振奮的同時，也不約而同地強烈呼籲要抓緊解決當前仍在法制、政策、機制及市場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的一些有礙于我們走好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問題。尤其在像深圳這樣作為我國自主創新排頭兵的地方，從政府到企業、企業家，都已經先期強烈感受到了這些問題對於未來發展的束縛性影響，須引起高度關注並儘快加以解決。
這些問題集中在以下七個方面：
問題一：激勵自主創新的知識産權保護環境尚未真正形成
案例：朗科的“優盤”擁有全球閃存領域最為基礎的發明專利。然而，艱難的維權幾乎伴隨著朗科的創業、發展全過程。據介紹，目前國內生産“優盤”的廠商數不勝數，而主動前來支付專利費用的還不多。
知識産權保護對於鼓勵自主創新、提升企業與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在採訪中記者聽到幾乎每一位企業家都在呼籲：“我們期盼一個真正把知識産權作為國家戰略來推行的局面儘快到來！”
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認為，要形成這一局面，首先，必須轉變對知識産權的認識和定位。過去常常認為知識産權保護的目的是為解決貿易摩擦，事實上，它已是我國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選擇；
其次，必須樹立法律的尊嚴和威懾力量，尤其是需要儘快改變一些知識産權保護案件起訴難、判決難、執行難的狀況。因為，在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專利訴訟案件審理週期如果一拖幾年，那麼專利保護可能早就沒有意義了；
第三，必須從實際出發，分行業、分産品地完善、修訂知識産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例如，IT行業的技術創新是在“與時間比速度”，而我國現行專利法規定的18個月的專利公佈期限，以及對發明專利3年的審查期，使得一個專利從申請到授權需要花五六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都給IT企業的創新活動帶來諸多現實阻礙；
第四，應儘快出臺《反壟斷法》以應對跨國公司不斷揮舞知識産權保護利器對我國企業的施壓。
問題二：建立財政性科技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要找準關鍵環節
案例：深圳大族激光科技公司如今已是亞洲最大、世界知名的激光設備研發製造商，近三年發展更是保持了年均50%的增速，誰能想到創業之初它完全只是個“三無”企業：無資金、無技術、無人才。可在大族激光崛起之前，我國在激光應用研究上投入不少，但關鍵激光設備仍然在嚴重依賴進口。
我國在激光製造設備産業化進程上遇到的問題，比較鮮明地反映了長期以來我國在科技投入特別是在對應用技術科研投入方面存在的諸多誤區和弊端。因此，國家在下一步制定、完善財政性科技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方面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國家、地方財政應加大力度支持企業應用技術研發，加快應用技術研發類科研機構的企業化、市場化進程。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國家財政集中支持基礎科研、企業利用市場機制引入多渠道資金從事應用科研的理想格局；
第二，財政的有限資金應用在“刀刃”上，發揮出“四兩撥千金”的作用。而且在經費使用上，像深圳市的做法是主要用於建設公共研發平臺，或是對企業研發或技改資金給予貼息貸款等，這些都是企業歡迎、收效顯著的方式；
第三，財政資金支持企業研發不應受到企業所有制性質的局限。同時，不應只重視高科技産業的自主創新，而忽視以自主創新推動傳統産業升級。
問題三：國內市場的龐大容量尚未起到對自主創新足夠的最大支持作用
案例：深圳中興通訊董事長侯為貴在接受採訪時説出了令他困惑已久的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能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擊敗強手的中興通訊，在國內市場反而舉步維艱、打不開市場呢？第二，為什麼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都在紛紛想方設法阻止國外通訊設備提供商進入、使本土企業産品的市場佔有率保持在70% 以上的時候，擁有同樣技術水平的中國企業在本土的市場佔有率只有20%左右呢？擁有産品100%的自主知識産權、並使得我國的高科技醫療設備也實現出口的邁瑞公司董事長徐航發出了同樣的感慨：“只要運用得當，國內龐大的市場容量是增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最大優勢。”
國內市場對中國企業非常重要，尤其是對企業積累自主研發能力、成長為自主創新型企業具有戰略意義。但深圳這些企業對當前國內市場環境的強烈憂慮，説明了我國龐大的市場容量目前尚未發揮出支持本國企業自主創新的重要作用。
國內現行的某些價格政策對本土創新型企業存在歧視現象。例如，現行醫療收費實行的設備越貴收費越高的加成定價政策就對本土企業不利。
促進本土企業自主創新活動的政府採購的支持作用發揮得還不夠。
有關人士建議國家對自主創新型企業列入採購目錄的程序不宜複雜，而應率先選擇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産權、可與國際同類産品競爭的産品或服務列入其中。
問題四：現行某些稅收政策仍未與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相協調
案例：作為高新技術産業鏈上重要的一環，深圳的芯片製造業正在崛起，依託通訊設備系統化生産商而生的中興集成電路公司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換句話説，中興集成也是業內的本土倖存者，“因為在國際巨頭的競爭下，中國的IC企業可能完全沒有生存機會。”中興集成總經理孫迎彤説，他們現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現行的一些不合理稅制使得像他們這樣以研發活動為主、研發人員佔到60%以上的企業，處於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
以目前實行的生産型增值稅為例，創新型企業的主要成本體現在研發活動上，此外就是為高級人才支付的高額薪酬等，而這些成本無法進行抵扣，使得本土創新型企業的稅賦大大高於一般生産型企業，十分不利於他們積累下一步自主研發的能力。
再拿所得稅來説，跨國公司在我國當地的人力資源主要由一般勞動力構成，因此個人所得稅對它們的成本影響有限；而本土企業既要考慮大量的知識型員工的個人所得稅，又要支付較高的企業所得稅————這便造成了內外資企業在稅賦問題上面臨的事實上的不公平。
而這些問題只有從國家政策層面才能予以解決：一是應儘快開展高新技術企業增值稅從“生産型”改為“消費型”的試點；二是對於經認定的創新型高新技術企業，建議將研發費用列為當期進項金額，計算進項稅額並允許其抵扣，而且科技人員個人所得稅可以進行抵扣；三是應儘快研究並實行內外資企業統一稅賦問題。
問題五：優質創新企業紛紛海外上市凸顯國內融資渠道不暢
案例：深圳雷地公司是世界上首家擁有金剛石膜材料及産品製造技術的企業，還擁有世界首創的大塊非晶合金液化技術，並突破了工業化生産的技術難題，而且從科技工藝到工業化設備，雷地都擁有完全的自主知識産權。然而，雷地下一步發展所需資金卻無望在國內資本市場籌得：主板市場門檻太高很難進去；中小企業板停發至今；民間一直寄予很高期望的創業板遙遙無期……於是雷地計劃今年下半年赴納斯達克上市。
深圳有許多像雷地這樣不為公眾所知卻在技術創新方面很有作為的創新型科技企業，它們良好的成長性令人驚喜萬分。遺憾的是這些優質創新企業由於在國內融資無門，無奈之下紛紛借助海外風險投資尋求境外上市。這樣造成的直接後果是，豐厚的投資收益被外資創投機構納入囊中，持續的創新收益被境外投資者所專享，這樣既抑制了本土創投機構和創投人隊伍的成長，也使本國投資者不能分享創新和發展的成果。
因此，目前企業及地方對解決融資難問題的呼籲集中於以下幾點：
第一，國家應儘快建立健全創業投資體系，特別是完善創投方面的政策、法規及其配套體系等；
第二，應抓緊制定以稅收政策為核心的一系列扶持鼓勵創投的政策；
第三，應儘快建設完善中小企業板，並適時開設創業板；
第四，應將有限的財政科技投入集中到真正擁有先進技術自主知識産權的企業身上，以幫助它們在行業關鍵性技術上儘快取得突破，搶佔國際競爭的制高點。
問題六：創新型、尤其是複合型人才的缺乏已成為全國性問題
案例：2000年以前，深圳連續好幾年接收畢業生的數量每年都在10萬以上，華為、中興每年到全國各大重點高校招收通信或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時，往往是一個班一個班地簽約，整班“端”回深圳。但2000年後的，進入深圳的人數一下子降到了只有3萬左右。
深圳所感到的人才“難以為繼”問題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問題，尤其是缺乏“好用”的人才———既有紮實知識基礎，又不脫離實際，同時具有市場意識和創新精神的高素質複合型人才。
從深圳各方反映的情況來看，我國在創新型人才培養方面，基礎教育階段，應重視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高等教育階段，課程設置乃至專業設置上應緊密結合實際，注意人才培養的實用性和全面性；在繼續教育階段，要重視職業教育，重視崗位培訓。
技術工人匱乏直接制約了我國製造業水平向價值鏈高端的提升。當前，深圳企業無一例外地表現出對職業技能教育和終身教育的強烈渴求。
問題七：高水平公共研發、服務平臺的薄弱使自主創新缺乏後勁
案例：今年1月，在深圳市政府的全力“撮合”下，我國彩電行業四強TCL、創維、長虹、康佳共同出資成立深圳聚龍光電有限公司，啟動投資額高達80億元的“聚龍計劃”，旨在協力突破高端液晶面板(TFT—LCD)技術發展瓶頸，從而掌握競爭的主動權。由於各大彩電企業都很難獨立完成這項關鍵技術的研發並實現其産業化，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終於使得彩電四強走到了一起，實現了自主創新的一次有益嘗試。
深圳目前有很多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很強，但其承接國家創新資源配置的能力卻較為有限，高水平公共研發平臺、技術服務平臺建設的薄弱已逐漸成為影響其自主創新後勁的關鍵問題之一，這一問題也應引起各方面的重視。
因此，深圳各方面人士建議，國家應重點考慮加快前瞻性、共性和關鍵性技術研發的公共技術平臺的建設，並建立自主創新服務平臺的共享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