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使你的犁和耙,我去走天涯”。20世紀90年代初期,媒體曾用這樣的詞語來描繪農民掙脫土地的束縛和進城打拼的決心。自1984年中央“1號文件”允許農民自備口糧進城務工以來,20多年過去了,民工潮依舊,但已悄然在“更新換代”。許多年輕的面孔,操著熟練的普通話,在談論他們感興趣的流行歌曲、網絡遊戲、新鮮生活等話題。人們已無法把他們和肩扛蛇皮袋、灰頭土臉的“老一代農民工”形象聯絡起來。
據2006年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數大約2億人,其中16-30歲的佔61%。新一代農民工被人們稱為“新生代”農民工。
流動:從生存需求到尋找精彩
“我們當初出來賣菜就是因為家裏太窮了,想進城掙錢回家蓋個房子,養活家小。”在朝陽區定福莊農貿市場賣菜的老黃來自湖北孝感農村,在北京已經快十年了,每天都得淩晨兩點多鐘起來去通縣八里橋蔬菜批發市場進菜,然後回來分菜擺菜,妻子一直是他最好的搭檔,“我們有好多老鄉在北京,有的幹裝修,有的幹建築,家裏負擔太重,只好出來掙錢。”
第一代農民工大部分出門都是為了掙點錢,來改善家庭狀況,但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從小到大衣食無憂,讀過小學和初中,有的甚至上過職業技術學校,深受電視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的一項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以“出來掙錢”為主要目的的只佔18.2%。而選擇“出來鍛鍊自己”、“學一門技術”和“在家鄉沒意思”的人共佔到71.4%。
老黃的大女兒和兒子分別22歲和18歲,初中畢業後先後都來到北京。女兒一直在菜場賣菜,由於口齒伶俐,性格活潑,生意特別好,“呆在家裏也沒有意思,家裏都沒有什麼年輕人了。”兒子小黃偶爾會給父親、姐姐當幫手,“主要是來學習的,想學個電腦維修什麼的。”小黃的頭髮每天都光亮亮的,他可不想接父親這“灰頭灰臉的活兒”,儘管自己一無所長,但是工地上那些瓦工木工的活兒“一點也不想學”。
在北京一家印刷廠做照排工人的王長山生於1985年,來北京也有好幾年了,他説:“家裏種棚蔬菜,收入還可以,但用不著我幹。我想到外面來看看有什麼機會。”
選擇:從體力活到技術工
第一代農民工多生於物質缺乏的年代,受教育水平也相對較低,身上有農民勤勞、堅忍等優良傳統。用社會學家陸學藝的話説,能打工比種田升了“半個臺階”,已心滿意足。他們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築工地是他們主要的聚集地。
來自江蘇的翟師傅在北京做瓦工十多年了,“我們沒讀過什麼書,憑手藝吃飯,都是老鄉帶出來做工的。”翟師傅貼磚抹水泥,妻子則在一旁勾縫遞工具擦墻。兩個人在郊區租平房住,公交車降價之前一直騎自行車在北京各個裝修工地穿梭。無論春夏秋冬,中午兩個人都是在工地上吃自己帶的冷飯菜。“在外面吃太貴,再説這樣節省時間。”
山西人寧向東沒有翟師傅那樣的手藝,但是家裏孩子上學,妻子在藥廠洗瓶子一個月才能掙300多塊錢。對城市不了解,又沒有技術,他屢屢找工作被騙,連做每個月幾百塊錢的保安人家還嫌他“年紀有點大”。
與第一代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年輕、文化程度較高,思想活躍,不滿足於現狀,將目光投向服務、製造、紡織、電子等行業。
王長山雖然畢業于職業技術學校,可是學校汽修知識不實用,剛來北京的時候,他只好在一家建築工地上做電工小工,許多體力活“吃不消”,“當時我的願望就是爭取學快點,把電工知識都學會了,拿到低壓、高壓證,然後去物業公司做電工就比較乾淨輕省了。”後來他到一家電腦專修學校去學習排版,畢業後應聘來到這家印刷廠。“現在都得會點技術。”25歲的楊芳芳從鞋廠剪裁做起,幾年內熟悉了製鞋的全部流程。
而同時,他們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不甘於在條件惡劣、收入微薄環境中工作,敢於對工作“挑肥揀瘦”。“我有技術,不愁工作,我要進大企業工作。”劉博今年19歲,中級電焊工,對找工作一直持觀望態度。
未來:從徘徊到融入
“我們再過幾年還是要回農村去的。”老黃想把攤子交給女兒。第一代農民工大部分都很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的匆匆過客,他們的根仍然在農村,給自己留了回鄉務農的退路。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都沒有真正的務過農,不甘心也不願意再回到農村去。他們渴望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融入城市,變成真正的工人、城市人。
去年,王長山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學計算機,上班之餘的週末和晚上都去學校上課。“我周圍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打工者都在學習,單位也鼓勵我們學習,單位經常給我們印發技能手冊,還組織技能比賽。”小黃瞅準了電腦社區維修不錯。一直托記者打聽哪學電腦比較好,他説:“不想給別人打工,學點專業的技術,自己開個店,自己幹。”
但是像王長山、小黃這樣的幸運兒並不多,記者在採訪中也發現,許多小區物業保安都非常年輕,都在20歲左右,當記者問起未來時,這些年輕人都很茫然,他們沒有技術,更不知道將來在哪,而眼下的這份工作也可能隨時不保。
今年21歲的山東小夥子小張在北京流浪了快兩年,因為一隻腳有點殘疾,家裏把學木匠的機會給了哥哥,他個子矮小,也沒有技術,一直睡在天橋下馬路邊。他唯一的謀生手段就是整日在北影廠門口等著做群眾演員。他熱愛電影,夢想是希望自己機會好,像“傻根”一樣被導演看中“飛上枝頭變鳳凰”。“我喜歡這裡很多的燈,吃再多苦也不想再回去。”(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