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活躍起來的決定性一招
──鄭必堅談改革開放３０年根本歷史經驗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１２日電（記者陳蕓、李柯勇、田雨）在改革開放３０週年之際，面對中國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人們思緒萬千，感慨萬端。究竟是什麼使中國發生如此之巨變，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呢？其根本經驗是什麼？給了我們哪些重要啟示呢？

    帶著這樣的問題，金秋十月，新華社記者採訪了７６歲的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

    在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面對中國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人們思緒萬千，感慨萬端。究竟是什麼使中國發生如此之巨變，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呢？其根本經驗是什麼？給了我們哪些重要啟示呢？帶著這樣的問題，金秋十月，新華社記者採訪了76歲的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圖為鄭必堅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所有經驗，從根本上説，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

    記者：據了解，您是我們黨參加中央全會文件起草次數最多的理論幹部之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您參與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此後又相繼參與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六大報告的起草，同時參加了這期間各次中央全會的理論性綱領性決議的起草，您還參與了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整理工作。從這樣的經歷出發，您怎樣看待改革開放３０年來的歷史經驗？

    鄭必堅：這３０年間，我國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在這個偉大歷史進程中，共産黨領導人民開拓進取，創造和積累了多方面的寶貴經驗。黨的十七大報告概括的“十個結合”，是這些經驗的完整綜合和總結。而所有這些經驗，從根本上説，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

    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思想啟動，是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在這３０年中，黨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把實踐這個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決、徹底、鮮明地集中到生産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要求上來，集中到生産力標準上來。實際上，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思想起點、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

    記者：今年對中國來説是極不平凡的一年。我們戰勝了低溫雨雪冰凍和汶川大地震兩場罕見的重大自然災害，成功舉辦了第２９屆奧運會，圓滿完成了“神七”載人航天任務。幾經洗禮的中國人民回顧改革開放３０年曆程，認識有了新的提高，情感有了新的昇華，人心有了新的凝聚。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鄭必堅：３０年曆史巨變，可以從多方面，用多視角來觀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或者説最使十幾億中國人受惠的一條，就是在新時期，從根本上改變了封閉僵化的頹勢和萬馬齊喑的沉悶，真正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

    鄧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７年５月曾經説過：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還是在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從總結歷史教訓的高度，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和之後黨和國家的狀況、人民群眾精神面貌的狀況，作了尖銳鮮明的對照，把問題集中到究竟是要“沉悶停滯”，還是要 “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這樣具有思想穿透力的體察和眼光，實在發人深省！

    實際上，中國共産黨這３０年最為重視的就是這個“活躍起來”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之有無活力的問題，就是人民群眾精神狀態是沉悶還是活躍的問題。我們這樣一個１３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一個社會主義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在改革開放推動下，實現了世界近代以來大國發展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持續高速發展。顯然，這樣一種罕見的 “井噴式”發展勢頭還將長期持續下去。 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活力，已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現象。

    “改革開放３０年進程可概括為四大歷史段落”

    記者：改革開放是一個波瀾壯闊、豐富生動的偉大進程，您能否簡要梳理一下這一進程的歷史脈絡？

    鄭必堅：圍繞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這條主線，可以把這段歷史粗略概括為頭四年、中間兩個十年和最近六年，這樣四個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是“撥亂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産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農村經濟活躍起來，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第二大段落，從１９８２年到上世紀９０年代初，是“開始全面改革，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基本路線並大膽探索改革目標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産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出現了“隔幾年上一個臺階”式的加速發展時期，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記者：從這時起，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社會又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挑戰。

    鄭必堅：對。第三大段落，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黨的十六大之前，是“經受住政治和金融風波考驗而更加堅定奮進，有系統地確立指導理論、基本綱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實現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産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在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年均增長１２ . １％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克服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同時使國家計劃管理由指令性計劃向指導性計劃轉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點，就是經過這一段落的持續改革和發展，中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

    第四大段落，也就是從２００２年以來這最近６年以至今後，乃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明確界定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方位，更高地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六年”。其在“解放生産力” 上的顯著成效，就是２１世紀頭７年經濟總量保持兩位數穩定增長，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和國有經濟重大項目上了新的大臺階，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臺階，並且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公平正義，進入了一個以更高自覺致力於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同時全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使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更加協調推進的嶄新階段。

    記者：您這樣的劃分令我們耳目一新。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情複雜的大國，是怎樣做到３０年一以貫之、旗幟鮮明地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這樣一種境界的呢？

    鄭必堅：我認為，這裡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共産黨在改革開放３０年中所獲得的馬克思主義偉大新覺醒。也正是在這樣的進程中，中國共産黨獲得新覺醒而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進到新的境界。直到黨的十七大，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一”的統一認識：一面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一條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我們開闢了更加廣闊的實踐和認識道路。

    “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才能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矛盾”

    記者：３０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同時也逐漸突顯出一些深層次矛盾和新問題。比如城鄉差距、貧富分化以及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等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和百姓的不滿。對這些問題您怎樣看？

    鄭必堅：對於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無需諱言，也不應當諱言。據我多年親身體驗和觀察，我們的黨中央就是採取這樣一種徹底唯物主義者的態度，歷來非常重視並且勇於面對這些問題。改革開放３０年，黨的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每一次中央全會，研究分析的都是實踐中遇到的重大緊迫問題。黨中央對待這些問題又總是十分清醒地把握兩條：一條，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決不因某些具體問題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條，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來解決。

    記者：有一種觀點將這些問題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體制改革聯絡起來，甚至對改革開放産生動搖和懷疑，您認為應當如何澄清是非？

    鄭必堅：實際上，在確定市場化改革目標之初，我們的黨中央就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沒有現成經驗，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發生。因此，要求我們既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又要善於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錯的趕快改。

    至於一個一個具體問題，則需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公正問題。總體而言，３０年來人民群眾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別是絕對貧困人口由２.５億減少到２０００多萬，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現在的問題，主要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還存在發展不平衡和較大的收入差距。這裡既有工作中的問題，又有歷史和自然條件等長期形成的問題，此外還有一個如何評估差距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問題，同樣還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靠高效率的發展。這方面的重要事情，是中央已經確定了“五個統籌”的方針，採取了諸如新農村建設、社會建設等一系列舉措。

    總而言之，以改革開放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為由，就從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只有一以貫之和旗幟鮮明地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決這些經濟社會發展中突顯出來的矛盾和問題上，真正取得實質性的更大進展。

    初級階段需直面兩大項“雙重使命”和“五大挑戰”

    記者：我們總結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歷史經驗，是為了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而解決現實問題，必須從國情出發。您認為應如何把握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

    鄭必堅：我想提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所擔負使命的特殊複雜性問題，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這種複雜性集中體現在兩大項“雙重使命”。

    第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通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和促進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解放生産力，又要促進社會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這是個“兩難”命題，其特殊複雜性就在於：二者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在這樣那樣具體問題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長遠發展上是統一的，在發展過程的一定階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不能只顧一方面而不顧另一方面。這就要求我們清醒把握問題的兩重性和長期性，並且把握好處理問題的“度”。

    另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繼續完成發達國家早已完成的傳統工業化，又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趕上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開始且至今方興未艾的現代科學技術新的“偉大的革命”。也就是説，中國在本世紀上半葉所要解放和發展的生産力，不能僅僅複製舊發展方式下“鋼鐵文明”、“機械文明”那樣水準的生産力，更不應一股勁重復舊發展方式下那種資本、技術排擠勞動的道路。而應是把産業升級、設備更新、核心技術創新和整個創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生態文明的水準和境界；與此同時，又應是把在資本、技術和勞動更好結合基礎上的創業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夠在我們這樣十幾億人口大國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水準和境界。

    記者：這種局面在其他國家發展歷史上是否有過先例，我們應當如何承擔這兩大“雙重使命”？

    鄭必堅：如此艱巨複雜的兩大“雙重使命”，是世界近代以來一切大國工業化、現代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也是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我們只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一以貫之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同時力求針對這兩大“雙重使命”在具體實踐中這樣那樣矛盾而把握好處理問題的“度”，這樣堅定、清醒地幹下去，一直幹到２１世紀中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擔負的兩大“雙重使命”就一定能夠完成。

    記者：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怎麼看待並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

    鄭必堅：所謂挑戰，歸納起來大體是三大挑戰：一是物質資源包括能源資源短缺的挑戰，二是生態環境惡化的挑戰，三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嚴峻問題的挑戰。由此可見，在２１世紀上半葉，尤其是頭１０年、頭２０年，我們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實在是夠多夠大的了。實際上，事情還不止於此。如果再考慮到巨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包括已經發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來歲月可能發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災害，那麼這就是第四大挑戰了。此外，就國際方面來説，新條件下國際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和軍事的種種壓力，包括當前國際範圍同時發生的金融、能源、糧食三大危機，也包括未來歲月國際範圍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種種危機，那就是第五大挑戰了。“五大挑戰”，這就是我們在看到“機遇前所未有”的同時，又不能不估量到的“挑戰也前所未有”。

    還必須強調一點：這“五大挑戰”，又是在我國擁有１３億人口並且還會在本世紀上半葉繼續增長到１５億人口這樣一個“總背景”之下。這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哪一個國家都不曾有過的，絕無僅有的“總背景”。

    記者：這個“總背景”隱含著怎樣的問題？

    鄭必堅：要作兩個層次的分析。其一，２１世紀上半葉，中國在人口問題上將相繼出現的“三個高峰”。一是當前已經面對的“就業高峰”；二是本世紀３０年代的“總量高峰”，即達到１５億多人口；三是本世紀４０年代的“老齡化高峰”。其二，是專門分析２１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國現在１３億人口中，農村佔將近８億。８億農民裏面，勞動力佔５億，這５億就比現在整個歐洲人口還要多！那麼耕地多少呢？１８億畝多一點。而當中國人口總量達到１５億時，中國又有多少農村人口和可耕地呢？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少的耕地，怎樣才能真正富起來呢？

    記者：這樣兩個層次的分析可以給我們什麼警示？

    鄭必堅：可以看清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中國後發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在２１世紀上半葉的根本走向，歸根到底仍將取決於把１３億到１５億中國人的貧困問題和發展問題解決好，首先是把大約８億到１０億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和發展問題解決好。

    “今天繼續解放思想的中心課題仍是‘解放生産力’”

    記者：這樣一個國情的判斷，是我們繼續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依據。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在您看來，今天繼續解放思想，關鍵要解放什麼？

    鄭必堅：從黨的十二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就確定要走一條當代人類發展史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對外表達即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而這就決定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思想解放的中心課題必定仍然是，也只能仍然是進一步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産力。也就是要在３０年改革開放發展成就和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偉大新覺醒成果基礎上，實現中國人民生産力的新解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強有力地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真正強有力地推動我國在２１世紀頭２０年以至整個上半葉，經濟社會更高水平和更廣大規模的發展和進步。

    記者：關於這樣的發展和進步，黨的十七大已經確定了總的戰略目標：到本世紀２０年代，即中國共産黨建黨１００週年時，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１００週年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從而根本擺脫“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的不發達狀態。這個戰略目標，對２１世紀頭２０年中國人民生産力發展提出了什麼樣的具體歷史任務？

    鄭必堅：用一句話來説，就是基本實現工業化。説得完全一點，就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走出一條包括農村工業化在內的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這條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求創新活力、創業活力進一步解放。在此基礎上，加強承受、抵禦和應對巨大風險的能力和活力。是否可以這樣説：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當代中國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的根本要求，勢必將集中到進一步解放“三個力”上來：一個是創新活力，一個是創業活力，還有一個就是承受、抵禦和應對巨大風險的能力和活力。

    記者：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繼續推進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會等各方面體制改革的全面改革。

    鄭必堅：特別是要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內涵的政治體制改革，和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而改革之是否有成效及成效之大小，歸根到底還是要看是否有利於破除一切仍然束縛這“三個力”的思想障礙和體制障礙，從而進一步解放這“三個力”，以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在這裡，又一次表明了，實踐標準、生産力標準和人民最大利益標準可以而且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達到更好的統一。

    偏離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這個中心，偏離黨的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根本方針和路線，不僅一切無從談起，而且會把事情搞亂。在我們這樣一個１３億到１５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對於這樣至關重要的全局性問題、戰略性問題，尤其不可掉以輕心。

    記者：改革開放３０年，在當代中國的歷史命運和世界近代以來“天下大勢”的發展中處於怎樣的歷史地位呢？

    鄭必堅：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要實現的當代中國人的“中國夢”，同１９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兩大歷史性課題緊密相連。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要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以來，世界範圍發生了三輪經濟全球化，與此相聯絡，中國國家命運則發生了三次大轉折。在１８世紀中到１９世紀末第一輪經濟全球化１００多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不但沒有抓住機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為經濟全球化和資本殖民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在２０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抓住第二輪經濟全球化斷裂的時機起來革命，由此獲得了真正的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在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開始的第三輪經濟全球化中，中國共産黨又抓住新的時機，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加快發展起來。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歷史地位。

    我們估量戰略機遇，當然要從國際、國內這“兩個大局”的綜合把握出發，但我同時認為，這裡有一個變化必須看到，就是中國國內大局的分量在加重。儘管我們困難還多，但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在大發展，中國還將繼續大發展，這一條，本身就是世界大勢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我們將要獲得新的戰略機遇期的最重要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興衰成敗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産黨”

    記者：聽了您剛才的論述很受啟發。最後一個問題是：您認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關鍵是什麼？

    鄭必堅：中國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歷史反復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興衰成敗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産黨。有８７年奮鬥歷史的中國共産黨，在開創改革開放新時期的３０年中，形成了這樣一套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使社會主義能夠充滿活力從而不斷增強綜合國力，並經長期奮鬥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道路和理論體系。這實在是黨之大幸，國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華民族之大幸。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國共産黨在新的歷史關節，仍然能夠以自己的奮鬥來代表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前途，並且能夠凝聚越來越多的人共同奮鬥來代表這個偉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