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衝擊，業界和理論界談論較多，例如，大家普遍看到了危機對中國資産市場的衝擊，以及外需下降導致的出口企業停産半停産、就業需求下降等，但對危機蘊含的機遇，談得還不多。日前，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承惠。

    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提升了

    問：您怎樣看待這場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機會？

    張承惠：我看首先是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提升了。在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國家可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意識到中國不僅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而且在國際經濟舞臺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穩定金融局勢、推動刺激經濟計劃實施、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等方面，西方國家都希望中國參與。美國和歐洲竭力要求我國發揮作用，對於我國來説，這是一次提高對國際金融規則的知情權、參與權與話語權，營造有利於金融穩步開放外部環境的良好機遇，也是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的時機。

    除了增加話語權，危機還為中國提供了獲取國家利益的機會。通過金融危機開展的國際經濟再平衡，實際上是對國際利益格局進行的一次重大調整。由於中國相對處於有利的地位，我們的財政、金融體系穩健，有鉅額外匯儲備，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正在繼續，勞動力成本優勢仍然存在，所以，中國完全可以利用這次調整爭取盡可能大的利益。例如：我們可以利用國際初級産品價格走低的機會，建立資源能源戰略儲備，擴大對海外資源的利用；還可以利用世界範圍的就業不景氣，加快建立人才、技術的戰略儲備；還有大家議論很多的一點，利用境外資産價格大幅下跌的機會開展海外並購等。

    危機往往是企業重組的機遇

    問：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是出口，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了全球經濟衰退，這對於我國圍繞外需而形成的大量生産能力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在這種衝擊裏，應該怎樣去尋找機會？

    張承惠：國際金融危機凸顯了我國經濟的一個嚴重問題——産能過剩。金融危機事實上是以破壞性的方式強迫全球對失衡的增長模式做出調整，這必然會大大削弱美國等國家以負債支撐的購買力，這將在中長期給中國帶來比預期更為嚴重的産能過剩問題和通縮壓力。美國實際消費在經歷了14年的年均近4%增長後，未來幾十年可能降至1%—2%，這個缺口任何經濟體都無法彌補。中國自1998年開始的大規模投資活動，形成了巨大的生産能力，短期內很難被內需消化。

    但我們也要看到，危機引起外需突減，逼著我們改變嚴重依賴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積極發展國內消費市場，培育國內市場；逼著我們改變過去低成本競爭的模式，通過自主創新提升我國産業和企業的競爭力。所以，危機有利於我們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危機時刻，往往是市場發揮優勝劣汰作用的時機，因為在繁榮時期，弱質企業也有生存空間，而在嚴酷的形勢下，弱者將被淘汰，強者將生存下來並更加強大。危機往往是企業重組的機遇，日本就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進行金融業的大規模兼併重組。現在我們一些企業也提出，危機時刻要“抱團取暖”，在鋼鐵行業已經出現了並購跡象。

    將為新一輪改革提供動力

    問：您認為這次經濟危機衝擊會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張承惠：歷史證明，中國幾次經歷危機衝擊之後，總是帶來改革，可以説，大衝擊帶來大改革。上世紀80年代初的就業危機帶來了非公經濟的突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國企改革和金融體系改革加快推進。我認為，這次危機將為中國新一輪改革提供動力。

    比方，調整經濟結構需要我們加快能源資源價格的改革；促進內需需要放寬某些基礎産業和服務業的進入限制，鼓勵競爭，破除或減少壟斷；促進就業需要大力發展服務業和中小企業，而為解決其融資瓶頸問題，就需要改革現有金融體系和現有金融監管模式，等等。

    我們已經站在新一輪改革的起點上，儘管改革需要時間，改革的歷程和輪廓需要若干年才能看清楚，而且由於利益格局已經形成，改革必然導致部分群體利益受損，但是我仍然相信，新一輪的、更深刻的改革勢在必行。改革的進程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人的勇氣和智慧。

    國際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是一個機遇與挑戰並存、希望與痛苦同在的未來。只要政策調整及時、到位，利用好今後幾年世界經濟低迷時機，仍有條件繼續保持經濟穩定較快增長，確立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