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５月４日電  ５月４日人民日報發表金衝及的署名文章《五四運動：偉大的歷史轉捩點》，全文如下：

    一部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斷奮鬥的壯麗畫卷。在這１０９年進程中，發生於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捩點。它為中國的前進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人們也許會問：五四運動前後産生過巨大影響的《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創刊于１９１５年，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産黨誕生於１９２１年，為什麼説五四運動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捩點呢？

    其實，只要把五四運動以前和以後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愛國救亡：五四運動的出發點

    五四運動決不是憑空發生的，也不是單靠少數先進分子的主觀意願和決心就能夠發動起來的。它是歷史大趨勢的産物，是中華民族愛國救亡怒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説到底，人們被那時祖國苦難境遇激發出來的滿腔悲憤，對創造合理的新社會的強烈追求，是五四運動能夠發生的內在動力。

    生活在今天的年輕人也許很難想象，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何等深重的苦難中；也許很難體會到，那一代中國人在幾乎看不到一點光明前景的艱難歲月裏，是怎樣為祖國的悲慘命運承受著巨大的痛苦煎熬。

    大家知道，中華民族曾經創造出居於世界前列的燦爛的古代文明，並且在幾千年內綿延不絕，從來沒有中斷過。但是，中國在近代卻大大落後了。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國家炮艦的威脅下，中國開始喪失獨立的地位，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刺激。翻開２０世紀歷史的第一頁，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驚心動魄的圖景：西方的八國聯軍武裝佔領中國的首都北京長達一年之久。

    中國真的要滅亡了嗎？昔日的輝煌同任人宰割的現實之間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使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對這種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無法忍受。“振興中華”這個響亮的口號，便是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戰爭發生的那年喊出來的。它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頑強追求的目標。

    但是，前行的道路並不平坦。在這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出於獨霸東亞的野心，開始對中國進行規模空前而野蠻的侵略掠奪。他們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企圖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１９１９年１月開始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原先期望能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攫去的特權歸還中國，而巴黎和會卻不容討論地把這些特權又交給了日本。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以前我們也曾想過最終方案可能不會太好，但卻不曾料到結果竟是如此之慘。”

    這件事給中國人的刺激太大了。原來抱著很高熱情期待的“公理戰勝強權”，至此全部化為泡影。過高的期望，使這種失望帶來的痛苦格外強烈。

    憤怒終於像火山那樣爆發了。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北京大學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１３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決定在第二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他們的文言宣言寫道：“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淩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話宣言中寫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是用血淚寫成的文字。國勢的危急、民族的苦難，使人痛苦，也催人奮進。五四運動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起步的。

    群眾運動暴風雨的洗禮

    五四運動一發生，人們看到：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出現席捲全國、有著各社會階層民眾參加的聲勢宏偉的群眾運動。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從來不曾有過。

    過去，中國人民也有過多次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的行動，可是他們或者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或者是只有較少人參加和只在部分地區進行的愛國活動。而支配舊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卻有著盤根錯節的強大實力。如果只靠少數人而沒有廣大民眾奮起投入，這種力量自然異常單薄，遠不足以戰勝如此強大的敵人。以往近代歷次革命以至改革運動的失敗，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五四運動就大不相同了。５月４日那天，高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的北京十幾所學校的數千名師生在天安門前集合，先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抗議，但被阻擋而無法通過。憤怒的學生奔赴在山東問題上負有嚴重責任的曹汝霖家採取激烈行動，不少學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專院校總罷課，中學生也參加進來。運動迅速推向全國。５月７日，上海學生和各界人士兩萬多人集會抗議。９日，是當年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上海許多學校停課一天，許多工商團體停業一天，各娛樂場所停止營業一天。６月３日，北京學生大批被捕的消息傳來，許多工廠的産業工人宣佈罷工。據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記載：“總共人數無確實統計，大概有六七萬人。”中國工人開始以獨立的姿態、以如此規模的行動走上政治舞臺，這又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紛起響應，其中特別激烈的有濟南、天津、武漢、長沙等。

    五四運動前夜，中國大地似乎籠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處在低潮。北洋軍閥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著中央政府，正在叫囂“武力統一”。環顧海內，仿佛沒有什麼足以同黑暗勢力抗衡的力量。誰也沒有想到，在原來相當沉默的民眾中竟會爆發出如此驚人的大風暴來。

    一場暴風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沖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們短時間內在思想上發生劇烈而巨大的變動。運動中，學生們去街頭演説，到工人區進行調查，舉辦平民學校，衝破以往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接觸社會，發現在自己周圍還存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開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點，於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獻給“大我”。這種成千上萬人的思想大變動，在一般情況下往往多少年也難以達到，也不是幾個刊物或者幾次演講的影響所能相比的。

    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包括早期的共産黨人，幾乎沒有誰不曾受到過五四運動的影響。瞿秋白在五四運動後不久寫道：“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説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裏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五四運動陡然爆發，我於是捲入旋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

    這場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還使當時的先進分子真正看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所在。吳玉章回憶五四運動時説：“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捩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席捲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眾運動的衝擊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蘇了，開始煥發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眾運動的對比下，上層的社會力量還顯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眾中所蘊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驚天動地、無堅不摧的。”

    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運動後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中國先進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它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從陳獨秀等創辦的《新青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民主的對立物是專制，科學的對立物是愚昧和迷信，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的惡果。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小説《狂人日記》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新青年》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的程度、所向無前的氣勢，遠遠超過辛亥革命時期，更不用説以前了，確實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它帶來思想的解放，為人們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準備。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鼓吹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人格”和“個性解放”，著眼點主要是個人權利，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它不能從根本上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劇本《娜拉》在中國有很大影響，寫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離家出走，被讚揚為“女性的自覺”。魯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説：“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隻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齣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

    的確，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是那樣黑暗，舊的社會不改造，個人再努力也沒有前途可言。離開社會的改造，對絕大多數人來説，連生存也難以得到保障，更談不上有什麼個性解放和個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領域裏談來談去，仍只會流於空談，不可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樣，但它是不夠的，需要繼續前進。於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時間，對於現實社會應該怎麼改造、要建設的新社會是怎樣的、中國的真正出路在哪這些問題，人們並不很清楚。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們眼前展開了一個新的天地，讓人們看到了一種活生生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為什麼會引起中國人那樣大的關注？原因就在於中國社會內部有這種需要，它給了正在苦苦思索問題的先進分子們一個全新的答案。作為先驅者的李大釗所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便是中國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當然，當時有這樣認識的人還不多。

    經過五四運動，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人們處於異常激動和興奮的狀態。經過這樣一場急風暴雨的沖刷後，下一步該怎麼辦？中國的出路在哪？在運動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裏，人們從過去寧靜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裏驚醒過來，投身到火熱的集體生活中。當運動逐漸平伏下來時，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來習慣的生活軌道上去，而一部分先進分子轉向更深層次的探索，並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結成社會主義團體。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在北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地是北京大學。１９２０年初，由李大釗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學生組織了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在上海，陳獨秀和一批留日學生等同年５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翻譯出版了《共産黨宣言》，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馬克思主義成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１９２１年，全國已有相當數量的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並且成立了中國共産黨。

    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不是拋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而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大旗下繼續奮鬥，並且賦予它們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內容，正如它不是抹殺個性而是把個性解放和社會改造這個大目標融合在一起一樣。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如果不到他們中間去，不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和關心的問題，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裏，那麼，不管對民主的議論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數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實際，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應當為僵化的教條所束縛，也不是單靠學院式的推理就能解決問題，必須深深地紮根于中國社會的土壤中，腳踏實地地找到推進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辦法。這自然比只在書房或會議室高談闊論要艱苦得多。可以説，經過五四運動以後，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實際了。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民主和科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同時他們又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社會主義新中國正是從這時開始，經過全國人民３０多年的奮鬥，一步一步實現的。今天，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我們正朝著奮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