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水口鄉全部班子成員、各村村幹部、鄉規模企業負責人、部分人大代表、群眾代表一共幾十人，在鄉政府一間會議室中“濟濟一堂”。每位與會者都領到一張無記名錶格，要求對鄉長陳龍寧的工作是否稱職、是否滿意進行評定。表格可現場交，也可帶回去填好，事後投到指定信箱。

    “壓力比較大。”剛剛上任一年的陳龍寧坦言。他所面對的這場“屆中考核”僅僅是個開始。公眾測評結束後，縣委組織部還要召集所有班子成員和隨機抽選的村幹部進一步談話。

    陳龍寧並非特例。作為湖州市對幹部“經常性考核”的一部分，幾乎每位被採訪到的鄉鎮幹部都表示，面對評定時“心裏有些忐忑”。

    這樣的評定形式，始於6年前的一份文件。

    考核之“辯”

    2003年底，湖州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一份《關於完善縣區年度綜合考核工作的意見》。決定從2004年起，湖州幹部考核取消GDP指標，強化對經濟綜合實力增強、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的考核，並改變以內部考核、上級對下級考核為主的做法，將考核過程和結果向社會公開。

    此舉在當時被稱之為 “石破天驚的改革舉動”。

    核心爭議在於GDP指標的取消。有人質疑：“拿掉了GDP，還考核什麼？”這樣的疑問，一定程度上也是湖州市決策層的爭論焦點。

    然而，力主改革的市委主要領導堅持認為，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考核，最大的弊端就在於一些地方把“發展才是硬道理”錯誤地理解為“增長率才是硬道理”、“GDP增長才是硬道理”。

    其時，湖州正面臨發展中的種種尷尬：礦山開採曾經是當地的一大産業，開山甚至破壞了“西塞山前白鷺飛”的西塞山；長興的蓄電池産業造成污染，被媒體曝光；太湖藍藻暴發，環湖城市之一的湖州也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樣的尷尬在很大程度上與單一的、以GDP為核心的幹部考核體系有關。現實生活中，GDP成了“一俊遮百醜”的唯一指標。

    “當時的現實擺著，我覺得必須進行環境治理，否則要出大問題。但如果沒有淡化GDP考核的決定，沒有制度上的保證，這個決心還是難下。有了制度保證，再大的阻力，我們還是做下去了。”當時的長興縣縣長、如今的縣委書記劉國富説。

    新《意見》的關鍵，正是在實踐中淡化GDP的分量，避免“數字出幹部”的弊端。“我們無法做到完全不提GDP，因為到目前為止，這還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但這一定不是幹部考核的唯一標準。”湖州市委書記孫文友説。

    有人如此評價：薄薄4頁紙的《意見》，標誌著湖州成為全國幹部政績考核改革的先行者和試驗田。

    分類考核

    6年來，湖州基層幹部要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迥異於GDP核心的考核體系。

    6年來，湖州市嘗試建立起“分類考核”的辦法，改變“長跑和游泳一起比賽”的弊端，讓不具備發展工業條件的鄉鎮徹底擺脫GDP考核約束。

    以湖州市安吉縣為例。該縣下屬15個鄉鎮被分為三類，一類有工業園區基礎的鄉鎮，考核工業經濟；二類有工業功能區又有自然保護區的鄉鎮，雙考核；三類是山區鄉鎮，只考核生態保護和新農村建設。

    報福鎮屬於第三類。鎮黨委書記顧建強説：“考核就是我們工作的指揮棒。按原有辦法考核GDP，我們這樣的山區鄉鎮怎麼幹都不行，工作哪來積極性？搞了分類考核，工業發達的鄉鎮有事幹，山區鄉鎮也有事幹。”

    如今，報福鎮自我定位為“新農村建設和休閒旅遊經濟互相促進，打造旅居特色小城鎮”，將精力放在了新農村建設和生態保護上。1000人不到的石嶺村，推出度假、養生遊，平時常住遊客有500多人。在洪家村，2002年之前，村裏沒有一平方米硬化路，房子破舊，還是附近有名的上訪村。市裏改變考核指標，村裏獲益最大：鎮村一起花了兩年半完成省級小康示範村建設，村規劃了旅遊點，種上了多種果樹，發展休閒旅遊。

    水口鄉的考核也是“考綠不考工”。“工作思路和方向完全變化。人力物力財力重點投向保護生態、發展旅遊，生態旅遊自然跟上了。去年評上全國環境優美鄉，1萬多人的小地方，遊客來了75萬。” 陳龍寧介紹説。

    統計顯示，湖州已經連續5年農民收入增幅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有20個國家環境優美鄉鎮、38個省級生態鄉鎮、148個市級生態村，是浙江唯一下屬縣全部獲得省級以上生態縣稱號的地級市。

    “改變唯經濟是考，就是要讓考核指揮著幹部工作偏重民生，科學發展的目的就是讓老百姓感覺生活幸福。”孫文友説。

    民主之考

    改變的不僅僅是考核內容。

    為改革慣常考核體系中 “不換屆不考察、不提拔不考察”的弊端，湖州強化了“經常性考核”辦法：班子考核有綜合考核、好班子考核、班子回頭看，幹部個人有任前量化考核、屆中綜合考核、屆末綜合考核，再結合平時的民主生活會，每年的述職述廉、年度工作總結會，把一個籠統的“總印象分”分解為多項考核之和。

    為使考核儘量全面，避免人為干擾，湖州市在考核中增加“民意調查”項目，讓群眾參評。“小鄉鎮通常有幾十人參加考評，多的有幾百人呢。”安吉縣組織部長李曉良介紹説。

    湖州市在幹部年底述職述廉時，報告提前張貼到村，讓群眾評議報告；述職述廉現場除了鄉鎮幹部、村幹部外，生産隊長、普通群眾都被邀請過來參評，幹部現場陳述後再打分，“這樣的規模，想‘做做工作’，根本不可能。”李曉良説。

    在湖州市，除了嚴格的考察程序外，還有“兩圈”考察。

    所謂“兩圈”，指的是領導幹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個人品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三個方面。從生活作風、公眾形象、社會公德等15項具體指標，按好、較好、一般、較差4個等次進行測評。

    考察時，先在幹部所居住社區張貼考察預告，向樓道鄰居和知情群眾發放測評表，組織部門深入街道社區，向社區幹部、左鄰右里調查走訪，全面了解八小時外的生活。至今已有73批、1892人次接受“兩圈”考察，發現問題被談話誡勉的幹部78人，暫緩使用5人，取消任職資格4人。

    “只看在單位的表現，範圍小，不全面。萬一‘帶病提拔’，組織部門壓力也很大。考察‘兩圈’，其實是讓群眾幫助我們監督幹部，這樣不但我們心裏有底，而且群眾很滿意。”湖州市組織部部長高玲慧説。

    協調發展

    採訪中，幾乎每個官員都不諱言，雖然不考核GDP，但仍然求發展，而且照樣講速度。

    “不惟GDP，不是不講發展經濟。經濟收入是民生的保障。沒有發展，最終就沒有足夠的財力投入民生，老百姓還是不滿意。”孫文友説。

    不過，孫文友也坦承，“在發展之初，確實需要付出速度的代價。”

    ２００４年，考核指標轉變後，湖州市長興縣曾痛下決心，整治礦山、水泥窯。結果是10億不到的財政，當年就少了2個億。

    “矛盾多得讓我焦頭爛額，場面亂的無法收拾。”劉國富這樣形容當時的情形，“很多幹部情緒混亂，不理解縣裏的做法。整治導致資源外流，他們問我，發展是硬道理，怎麼能不要發展？”

    被整治的企業不理解，256個耐火窯爐企業主聯名寫信質問劉國富：“不要發展要什麼？哪有你這樣的縣長？”

    “如果只看速度，有很多機會我們錯失了。但如果錢是多的，水是臟的，空氣是污染的，壽命是短的，老百姓不需要這樣的發展。我們要探求的，就是又要速度，又要和諧的科學發展。” 孫文友説。

    協調發展也需探索前行。安吉一度遇到了左右矛盾的困惑：提出抓工業的口號，結果引進粗放項目後，付出了很大的環境成本；緊急剎車後，轉向放棄工業搞環境保護，幾年下來，又發現財政不足，就不能保證公共事業投入、城鄉統籌投入，新矛盾照樣尖銳……

    直到2006年後，安吉確定一套新的發展思路：15個鄉鎮，確定其中具備條件的四五個鄉鎮發展工業，其餘全部退出工業保護生態；堅持發展與生態環境相融合的産業，高規格配套園區建設，集約發展。現在確定的三類考核評價，不看經濟總量，看最後結果。這個結果，體現在具體指標之下，也被稱作“發展”。

    報福鎮黨委書記顧建強對此深有體會：“環境建設好，生態好，沒有經濟實力，還是無法持續發展。縣裏的考核中，對自求發展部分有導向。比如各鄉鎮的財政增長率考核，大家的增長比例設定都差不多，這就督促了落後鄉鎮不能坐等，發展三産、林農業也好，走有特色的發展路也好，都要大步尋求自我發展。”

    陳龍寧説：“取消考核的項目，如工業性投入、規模工業産值、工業平臺建設等指標，分值會平攤到生態保護、現代農業、旅遊經濟中去。這督促著我們在另一端加快腳步。”去年，水口鄉財政增長速度達到28%，全年接待75萬遊客，帶動了當地的三産和現代農業。

    今年上半年，湖州的GDP、財政收入、工業增長速度都在14%左右，規模以上工業産值增幅位居浙江省第一。同時湖州城鄉協調發展水平為2.01：1，高於浙江平均的2.45：1。這組數字,在湖州考核之變6年後的今天看來，尤為難得。  (記者 顧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