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的足跡
——回眸中國共産黨創建人民政權的三大歷史性步伐
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３日電（記者 徐壯志、張軍）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國共産黨獨立創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誕生。
“雖然這個共和國只存在了短短幾年，但我們都相信，人民的政權是不會垮的。”今年９６歲的老紅軍王定國説。
王定國的丈夫是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的謝覺哉。她回憶，即使是艱苦的長征中，年過五旬的謝覺哉也始終把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印章挂在脖子上。“他説，這是人民的‘印把子’，將來一定還會有用。”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當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６５歲的謝覺哉擔任了新中國的第一任內務部長，和他那批從贛南閩西、從長征路上、從全國各個戰場上征戰而來的戰友一起，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
回眸中國共産黨人創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的艱辛歷程，我們會記住三個地方：瑞金、延安、西柏坡。
瑞金：偉大的預演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央蘇區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三次“圍剿”的炮聲中宣告誕生。
這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紅色政權。
這是年僅１０歲的中國共産黨人創建國家政權的首次嘗試——在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在創建獨立武裝４年之後，中國共産黨人首次以行動向世界宣示：他們要建立一個屬於人民的嶄新政權。
“晚上，附近的人們都來了，大家紛紛走上街頭，提燈遊行，慶祝新生活的開始。”９７歲的瑞金籍老紅軍劉家祁至今記得那一天的盛況。
人民內務部、人民外交部……一座不大的祠堂，裝下了新生共和國的權力機構。地處瑞金城外葉坪的謝氏祠堂，今天已成為當地“紅色旅遊”的主要支柱。每天，成百上千的遊客都會走進祠堂大廳，參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辦公地——與歷史古都旅遊中常見的富麗堂皇的宮殿相比，被木板隔成的這１５個小房間和簡陋的桌椅，帶給遊客們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震撼和思考。
共和國政府的辦公地，簡陋的似當地普通農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宣佈，‘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江西贛州市委黨史辦原副主任淩步機説，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後，立即著手解決困擾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土地問題。
“深知中國農民疾苦的毛澤東，始終將眼光盯在農民最為關心的土地問題上。”淩步機説，早在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産黨就頒布了第一部關於農村改革的法律文件——《井岡山土地法》。
農民獲得土地，工人實行８小時工作制，婦女翻身解放，全體蘇區人民享受民主權利……在四面是敵、經濟困難的條件下誕生的紅色政權，堅定地走自己人民政權的道路。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瑞金曾一度改名瑞京。“美國英國比不上興國，南京北京比不上瑞京”……面對當家做主的新生活，蘇區人民由衷讚嘆。興國黨史研究者胡玉春説，當時僅有２３萬人口的興國縣，竟有８萬人參加紅軍——一次次艱難的反“圍剿”，顯示出蘇區人民對新生共和國的珍視。
“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來辦公，日著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打燈籠。”一首興國山歌，記錄了當年紅色政權的新風氣。
“毛澤東説，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瑞金市黨史研究者劉良説，正是從瑞金開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産黨人第一次獲得了執政興國的經驗與教訓。
“‘毛主席’這一稱呼，就是在瑞金時叫出來的。”劉家祁回憶，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劉良手中的統計表明，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省部級領導幹部的，有１４０多人曾在以瑞金為首都的蘇維埃共和國工作過。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著濃厚的模倣蘇聯的特點——作為世界上第二個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共産黨只有蘇聯的經驗可以借鑒。實際上，中國共産黨的重要政策都要報告遠在蘇聯的共産國際，因為當時的中國共産黨，還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劉宋斌説，隨著博古等人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排斥毛澤東在蘇區的正確領導，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勢每況愈下。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機構不得不與中央紅軍一起踏上漫漫遠征之路，成為“馬背上的共和國”。
延安：希望的燈光
小小的煤油燈，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點亮了希望。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展廳裏，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窯洞辦公室裏，遊客們總能看到這種不起眼的煤油燈。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走過萬里長征的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半年後，“七七事變”發生，侵華日軍猖狂叫囂：三個月內滅亡中國。
最黑暗的時期，中國共産黨在黃土高原的窯洞裏擎起了一個民族的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收起共和國的“大印”，將政權改編為邊區政府，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
“和打了１０年仗的敵人握手合作，這個急轉彎，展示了中國共産黨的遠見和寬闊的胸懷。”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張建儒説。從蘇維埃政府到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從中國工農紅軍到國民革命軍，暫時放下創建國家政權的中國共産黨人，肩上擔起的是抗擊外敵入侵、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在歷時８年的全面抗戰中，僅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人民武裝，就抗擊了侵華日軍的三分之二以上，以及幾乎全部的偽軍。
“成為聽令于國民黨政權的邊區政府，從形式上來看是退步了。然而，從執政能力建設的角度來看，卻是大大的進步了。”劉宋斌説，正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得到確立，黨在思想上政治上達到了高度統一，這是一個政黨走向成熟的標誌。
“七大結束後僅僅兩個月，我們就贏得了抗戰的勝利。”９８歲的方強老人，一直記得當年懸挂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裏那條醒目的標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６４年前，作為代表的方強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七次代表大會。老人認為，偏處西北的延安之所以成為照亮中國的燈塔，是因為有黨的領導這根“燈芯”。
延安，成了代表著光明與進步的聖地。一份１９４２年５月的日本人出版的《華北共軍現狀》披露，北平大學生到大後方去的佔２０％，投奔解放區的則達７０％。方強曾回憶，從國統區、淪陷區，從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著生命危險，曆盡千辛萬苦衝著寶塔山上的燈光而來。
１９４１年６月，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在訪問國民政府戰時的陪都重慶和延安後，在新加坡的萬人大會上斷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從政治上實行“共産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推行民主政治；到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不再沒收地主土地，延安革命紀念館研究員齊佩良認為，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的中國共産黨，把窮苦偏僻的陜北建成了全國的模範之地，這是執政能力提高的最好證明。
始終不變的，是人民政權的本質。“我們的共産黨和共産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１９４４年，２９歲的戰士張思德在勞動中犧牲，毛澤東在追悼會上發表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並由此進一步闡述了共産黨人的根本宗旨：為人民服務！
針對小小的邊區軍政人員集中、群眾負擔重，深入開展“精兵簡政”運動，精簡機構和人員；針對國民黨經濟封鎖、軍事包圍，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産運動……齊佩良説，運動中，毛澤東與群眾一起在楊家嶺挖地種菜，他的伙食標準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每天３錢鹽、５錢油……
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當年在訪問延安１０天后感慨：“我覺得在延安的訪問中，真正體會到了共産黨常説的‘為人民服務’。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１１天，那我一定也會成為一個共産主義者。”
“陜甘寧邊區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執政探索，正是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設計的民主聯合政府藍圖的實踐。”張建儒説，在陜甘寧邊區的示範和帶動下，晉察冀、晉冀豫、晉綏等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先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形成了大體相近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文化政策，程度不同地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後，為創建新型國家積累了經驗。
從西柏坡到北京：偉大的起點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時，一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定格了那一個歷史性的瞬間——歷經２８載艱難考驗，中國共産黨人終於成功地創建出一個屬於人民的全國性政權。
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人眼裏，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在向北平出發時，毛主席説：‘今天是進京趕考’。”今年８４歲的劉長明老人，當年是中央軍委作戰室參謀。老人至今記得毛澤東那句有力的宣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這是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的第１０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共中央五大書記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乘坐１１輛吉普車和１０輛美制十輪大卡車，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
長期奉行“農村包圍城市”路線的中國共産黨人，終於迎來奪取城市的歷史性時刻。
“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黨的工作重心逐步由鄉村轉到城市，規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和勝利後中共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１０４歲的開國上將呂正操，是七屆二中全會參加者中唯一的健在者。老人曾在接受採訪時回憶，新中國雖然是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正式宣告成立，但建國的方針大計是黨中央在西柏坡確定的，許多準備工作也是在這裡開始的。
“在指揮解放戰爭的同時，黨就開始謀劃建立新中國的藍圖。”西柏坡紀念館館長王榮麗説，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不久，華北人民政府成立，這是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和基礎。
培養幹部隊伍，健全黨委制度和黨內民主，改變抗戰以來各地方黨的和軍隊的領導機關相對獨立的狀態，確立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制度，實現政令和軍令的統一。王榮麗説，在黨的組織上逐步向領導全國政權轉變的同時，政務上的準備工作同樣在有條不紊地展開：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和人民幣的發行，土地法的制定和財政制度的確立……
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選舉産生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由５６人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規定了國旗、國徽、國歌；確定國都為北平並改名為北京。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明確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
如果説各界對從山溝裏走出來的中國共産黨的執政能力抱有疑問的話，那麼，上海的解放，給了全中國、全世界一個肯定的答覆。
為了保護上海，解放軍進行了一場“瓷器店裏捉老鼠”的攻城戰，因為不能使用重武器，７０００多名解放軍官兵犧牲，２００００多人負傷。
時任連指導員的中央軍委原副主席遲浩田回憶，解放上海後的第一個早上，濛濛細雨中，疲憊至極的戰士和衣抱槍，睡臥在馬路兩側。“老百姓請我們到房中休息，但我們的戰士為了不擾民，都謝絕了。”
“解放前，上海的資本家説：‘共産黨是軍事１００分，政治８０分，財經打０分。’”劉宋斌説，解放前，上海市的物價在１１年裏竟上漲了４９２．７萬倍——如果説１００元法幣在１９３７年可以買兩頭黃牛的話，那麼到１９４９年５月，連一粒大米也買不到了。
從平息漲價風波到穩定工商業，僅僅半年時間，包括上海在內的全國物價趨於穩定，困擾中國社會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畫上了句號。中國共産黨向世人證明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宣示：“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鄭重提醒全黨，在奪取全國政權後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
５３年後，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帶領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到西柏坡，此時的中國ＧＤＰ（國內生産總值）已突破１０萬億，人均ＧＤＰ正邁向１０００美元的歷史性關口。而在５３年前，新中國的ＧＤＰ僅為１７９億美元。
歷史性的新成就面前，總書記向全黨鄭重提出的，依然是“兩個務必”。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６年後的２００８年，中國的ＧＤＰ已達３０萬億，是２００２年的３倍。今天，我們每一天所創造的ＧＤＰ，都相當於１９４９年全年ＧＤＰ的４倍以上。
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正大步向前，中國共産黨人保持了６０年的“趕考”仍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