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海納百川、博採眾長，才能躋身於世界先進之林；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遠……”當中國總理溫家寶堅定而溫和的聲音，響徹世博中心紅廳——上海世博會高峰論壇主會場，上海世博會最後的、也是層級最高的一次“海納百川”的腦力激蕩開始了，來自全球的政治家、學者、管理者再給世界奉獻了一場思想盛宴。
每一屆世博會都著力應對世界性難題。本屆高峰論壇主題為“城市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如何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經濟、文化、生態、社區乃至信息産業、知識創新、青年人在可持續發展中又充當怎樣的角色？與會中外嘉賓智計百齣、妙語如珠。
經濟轉型是必由之路
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轉變工業化時代沿襲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這是論壇共識。
“低碳增長是21世紀的新型發展模式。如果從高碳到低碳的經濟轉型速度太慢，高碳技術繼續産生大量負面影響，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就會進一步增加。如果人類繼續浪費時間，十年之後氣候變化問題將帶來嚴重危險。我們必須以審慎方式提前對此進行評估。”氣候經濟學之父、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的主旨演講讓人震撼。
“關注低碳發展時，還必須處理好近期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的關係，走中國特色低碳發展之路”，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何建坤説，到本世紀末，全世界都要實現近零排放，這是全球性目標。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要做到近期和遠期、國內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氣候變化統籌協調，實現雙贏。
增長與發展委員會主席、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將中國經濟轉型形容為“待攀的高峰”。他做出如此判斷：中國的經濟轉型如果成功，對世界意義重大。
城市發展依賴創新
轉變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需要創新的支撐。而關於創新的操作與想象，人們給出了形形色色行之有效的方案。
西班牙畢爾巴鄂市市長伊尼亞齊·阿茲庫納談到，20年前，該市工業佔GDP的49%，服務業只佔36%。當時該市是西班牙工業的領頭羊。現在發生了改變，服務業佔比達62%，工業只佔27%，已成為工業化地區的服務型都市。他説，如果沒有創新，企業家就沒有未來。企業家要進行創新，城市也就必須創新。
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談到，我國城鎮化引起的建築面積增加相當驚人。從2005年到2010年，城市建築面積增加了1倍，而到2030年，這個數字還將從現在的160億、170億平方米增加到300億平方米，這意味著未來可能要“再造”一個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利用物聯網降低建築能耗大有作為。已有案例證明，物聯網的應用可以減少建築能耗30%。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區域戰略與駐地業務執行幹事維爾弗裏德·呂特肯霍斯特談到，經濟改變的一個支柱已經出現了——經濟發展和信息技術相結合，將催生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和可持續的發展。
需要改進思維和生活方式
德國波茨坦可持續發展高級研究所科學主任、198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卡羅·盧比亞説，解決能源危機、生態危機，不僅僅需要科技進步，還需要政治經濟金融的一系列改變，更要反思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並作出改進。
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説，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考慮更多的文化及社會因素。他談到，現在中國的社區發展，是以房地産開發為主的建設經營模式，存在很大缺陷。與自上而下相比，自下而上的社區研究還很不夠，“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社會建設就責無旁貸，加多一份責任。我們要把社區建設加進社會主義因素，促進人民安居。”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張海迪以自己年少時到處碰到障礙，到現在無障礙設施越來越完善為例説明，城市的可持續不僅需要高樓大廈，還需要人的感情與溫度，“如果一個城市能夠讓人有像故鄉一樣的感情，那麼城市更美好的生活就真地實現了”。
可持續也需要文化特性
可持續發展要生長在怎樣的知識和文化土壤中？與會嘉賓各呈奇思妙想。
日本建築設計師磯崎新用圖片對比了上海和東京的歷史與現實。他説，上海又有摩天大樓，又有傳統的石庫門，堪稱未來發展模式榜樣。磯崎新和中國導演陳凱歌居然都不用手機和電腦，兩人惺惺相惜。儘管他們承認，電腦技術對他們從事的建築與電影專業來説，舉足輕重，但更憂慮人和人面對面交流的日漸稀缺。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研究員杜維明則稱，現代化的實現方式有多樣性，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人類面臨著共同需要應對環保等難題，也要保有自己文化的獨特性。
“對青年人的投資，可能是政府，包括國家層面和城市層面的政府最為重要的任務。”世界銀行東亞地區人類發展局局長埃曼努埃爾·希門尼斯在“青年發展與城市未來”分論壇上，展示了大量青年發展調查的圖表和翔實數據，一邊分析，一邊反復“遊説”各國政府，“對青年的投資如何重視都不為過”。
在上海世博會高峰論壇，短短一天關於人類未來、城市發展的腦力激蕩，讓人們對明天充滿信心……（謝衛群 包蹇）
